（四）上海其他经济问题的讨论
    这次会议对上海经济的研究可说是全方位的。除以上所述外，还有明清时期上海等地江南商品棉的研究（徐新吾）、古代上海地区治水得失讨论（吴刚）、元明两朝上海地区海运事业研究（缪振鹏）、1925至1937年上海电力产业再编过程（日本学者金丸裕一）等等。其中，徐鼎新的《近代上海科技力量进入企业界的化合效应》、闵杰的《清末上海对邻省的投资》及香港学者程恺礼（Kerrle L.Macpher-son）的《19世纪上海基础设施的发展》等三篇论文尤令与会者感到兴趣。
    徐鼎新提出，在近代上海社会大气候不能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科技力量进入上海企业界所发生的积聚化合效应，使企业和企业界内部造成一个比较良好的小气候，并在整体资本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形成局部的优势。近代上海企业界依靠科技力量获得的进步，为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生产力向较高层次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明。
    不少学者在评论中指出，过去研究近代上海经济往往偏重于国家政权有关方针政策的倾斜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因素--生产力诸要素的进步，徐鼎新的文章对于纠正这种偏向，全面认识近代上海经济发展的因素是有启发意义的。
    闵杰以修筑沪杭铁路为例，论述了清末上海对江、浙为主的邻省投资的动因、规模、效益及产生的综合后果。他认为，由于上海对江浙两省近代企业存在着密切的投资关系，从清末起，上海与江浙经济的发展就表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步倾向。许多学者认为，以上海对邻省的投资来揭示上海与周边地区经济关系的某些侧面是十分有价值的。但能不能从总体的经济关系上断定上海与邻省的同步倾向值得商榷。因为已有的一些研究已经表明，近代上海经济发展是畸形的、独占鳌头的，与周边环境发展并不协调。
    程恺礼的研究试图表明：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建立，确保并鼓舞了前近代上海的商业前景，并在上世纪末为一个与伦敦、巴黎和纽约相差不远的世界城市的兴起提供了必需的保证。学者们提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在城市发展中总是交互作用的，作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城市基础设施也不例外。但以往的上海研究与城市研究对此著述甚少，程恺礼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补缺。
    四、近代上海文化与政治研究
    （一）上海文化与海派文化
    这是在会上引起热烈讨论的专题之一。讨论的热点大致如下。
    1.上海文化的形成与界定
    朱维铮不赞成把晚清的上海都市文化命名为"海派文化"。他提出：艺术不等于文化，文化包括艺术。不能用一种艺术风格来包容一种范围很广的关系。上海文化本身非常复杂，有中世纪的，有近代的、后资本主义的各种成份。这种复杂的现象不能用海派文化加以归纳，而以"上海文化"名之在概念上可能更符合历史。直到19世纪初叶，上海文化同中国其他区域文化没有差别，还缺乏"个性"。上海都市文化，是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才趋于定型。
    沈渭滨认为海派一词源自道咸年间的上海画坛，之后拓展到京剧、戏曲、电影、小说等纯文化领域，影响及于烹饪、服饰、建筑乃至经营管理、工商活动，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现象。海派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近代都市文化，上海文化不等于海派文化，上海文化只是海派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从时限上说，海派文化的形成大约起自咸同年间中西文化交汇的推进和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肇始，下迄本世纪20年代上海发育为近代大都市；从地域上说，它以上海为中心向相邻地区辐射，形成一个扇形的地域文化圈。
    吴乾兑认为"海派文化"与"上海文化"都不够精确，建议采用"上海城市文化"；美国学者吴茂生（Ma V. Sang）主张用"上海都市文化"。许多学者都同意不要过分纠缠于一些概念的界定，而接受一种模糊的定性，因城市文化研究还在起步阶段，应多从实际研究方面下功夫。
    2.上海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特征
    沈渭滨认为海派文化的特征是它的商业性和功利性。传统的政治伦理意识为近代商品文化意识所冲淡，个性张扬、集体观念淡化，重商意识增强。文化内涵以表现个性和促进交流为主旨，因竞争而加快了节奏的社会生活方式，使得文化品位具有强烈的轻松感和娱乐性。它象征着中国文化的一种新的走向。
    吴茂生认为，上海文化的特征是由上海这个大都会决定的。城市与大都市是有区别的，上海与天津、广州不同，不是一种区域性的文化产物，上海文化犹如巴黎、伦敦、纽约这样的移民大都市文化，是大都市的产品。
    朱维铮认为，上海文化与中国其他都市文化相比较，呈现出这样一个特色，它似乎具有"黑洞"一般的力量，色彩各异的文化都为其所吸收，而它所具有的巨大释放力量和辐射力量首先是由于有强大的吸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