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城市经济研究
    （一）上海城市经济的近代化
    如何认识上海城市经济近代化的动因，是讨论的焦点。
    张仲礼、潘君祥认为，上海经济近代化过程中既有客观条件的作用，也有作为经济经营主体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如果说对外经济联系的加强是近代上海发展的客观前提，那么，近代企业经营者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和他们实施的科学管理就是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观条件，也就是内因。
    张忠民通过对前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经济成长的历史考察，提出：上海从其兴起之日起，走的即是"以港代市"，"以商促市"的发展道路。上海从来不只是作为上海的上海，而始终是以江南的上海、全国甚至世界的上海展示其全部的历史发展轨迹。前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中，博采四方之长，容纳五方能人，货流三江四海，这种开放性、兼容性特点正是日后近现代上海城市进一步崛起和迅猛发展的最重要的内部根据和历史前提。
    戴鞍钢认为，近代上海的崛起，对周围农村影响至巨；反之，开埠以后，上海周边农村经济向近代化迈进，也为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但由于上海近代化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周围农村并非完全以积极姿态响应上海城市近代化。因此，乡村对于城市的促进作用与阻滞作用兼而有之，从而导致了上海经济近代化进程中的"孤岛效应"。
    陈绛择取1883年对上海经济近代化作横向剖析，他通过对外国资本势力的商品输出、官督商办民用企业及商业资本等经济状况的阐述，论证了这些活动对上海更紧密地卷入世界市场、金融与贸易方式变化的影响。他同时指出，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使钱庄、商号、外贸、私人资本及官督商办企业遭受了严重挫折，但却便利了企业中官权扩展、封建管理色彩加重。而导致金融风潮的经济原因中，上海金融业受制于西方资本、外贸市场受控于外商是重要的两项。
    （二）上海买办与商人
    汪熙考察了上海买办孳生与发展的特殊条件，买办在早期中国新式企业中的"技术"骨干作用以及对上海政治风云的影响。关于上海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转化问题，他认为有些买办是在华洋商务居间活动中积累了较大量的财富的基础上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因而向民族资本家和准民族资本家转化的。买办资本向这个方向转化，成为上海民族资本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的来源。
    丁日初认为，以资本投向来判断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似有偏颇。买办的资本投向可以用来判断其属于商业资本家还是工业资本家抑或兼营工商业的资本家。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受雇于洋行而又兼营独立行号的买办商人有之，买办兼工业资本家者有之，忽而投资办企业，忽而又回归当买办亦有之。因此，买办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很难有一个抽象的或整齐划一的标准。
    日本学者金子肇和曾田三郎分别研究了上海的摊贩阶层与商民协会、清末的产业行政和上海商业界。前者论述了1927年"四一二"政变到1930年上海商民协会存在期间，摊贩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市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国民党的市政府中摊贩处于何种地位问题。具体地揭示了国民党"保护中小商人"政策的实质；后文在考察20世纪初清政府设置商部的背景及其推行集权性方针的经过后提出，只有在同外商进行外贸战之中心，并有众多华商开展着跨省域的广泛的经济活动的上海，才具备了最易接受集权性产业行政的条件。除此之外，商部的集权性产业都未能容易地取得成果。
    （三）近代上海的金融与物价
    吴景平提出，上海从地区性的钱业市场，发展为国内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主要基于以下原因：近代工业发展对资金市场的需要；上海在中国内外贸易中的支配作用；先进的城市基础设施、发达的新闻业所提供的物质基础，掌握近代经济学说的专家型管理人才；外国经济势力和金融机构的作用；租界造成的特殊金融环境；国民政府把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适当分离、发展上海为金融中心的方针及相关政策措施。他还分析了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对上海经济近代化和城市建设的正、负两面作用。
    洪葭管指出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标志是资金的相对集中、金融市场的大量交易和与外地的广泛金融联系；在资金上能起集散作用和辐射作用，在资金服务上能起咨询作用和信息作用。
    在讨论中，学者们在充分肯定了近代上海金融业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了它的半殖民地性质所造成的种种弊端。日本学者古厩忠夫关于日本中国派遣军的军票交换用物资配给组合的专题研究，从1938年至1943年华中经济战的这一侧面，具体而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和华中地区金融市场加深殖民地化的过程。
    姜铎的上海解放前后两次物价涨风之比较研究，分别就通货、生产、投机和政权等四个问题展开说明。在通货问题上，他着重总结了国民党政府奉行通货恶性膨胀的历史教训，人民政府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