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海派与京派的论争与评议
    沈渭滨强调，海派文化是传统文化在近代商业都市的改铸和延续，海派文化既具有自由商业精神，又未丢弃传统文化的固有素质。京、海两派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发生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京派更接近于农业社会，海派更接近于都市文明。海派、京派不应有优劣之分，各种区域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朱维铮认为，海派被认为有急功近利，浮华而不扎实的特点，确如陈旭麓曾指出，它身上有"不洁"的一面。然而这种贬词又把生存在海派文化环境中的很多不该否定的东西否定掉了。30年代的京海之争中就有这样的情况。京海之争实际上是怎样对待和接受新事物的问题。我倒比较倾向于鲁迅评论的京海之争：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
    秦绍德认为，京海之争有好几十年了，当时争论的背景和含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争论之所以继续，首先是因为北京与上海的区域差别仍然存在，其次从社会心理角度讲，人们至今谈海派、京派是抓住了各自的某些特征，客观印象仍然存在。
    （二）近代上海文化诸问题
    施扣柱运用历史学、教育学、统计学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清末新政中的上海教育改革进行了研究，试图反映教育改革与上海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秦绍德的《新闻事业和上海近代化》、汤志钧的《维新运动时期的上海报刊》，对上海新闻事业进行了探讨。忻平、汤伟康分别对近代上海的民俗变异和辛亥上海光复后的沪城风俗进行了考察。李华兴从宏观上论述了上海作为中外文化交流枢纽的历史地位及其特征。邹振环则探讨了上海的"西书中译史名著时代的形成及其文化意义"。张化研究了1949年前的上海天主教及其特点，着重论述了天主教会对西学在上海传播所起的作用。
    日本学者松崎昭一的题为《日本作家的上海观》报告，通过日本近现代的几个著名作家、文学家有关上海的作品，探讨从20年代到40年代日本人的"上海观"。该文特别提出：日本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文学家，始终抱有对古代中国的崇敬与憧憬。他们往往从这一角度观察上海，而变化着的上海与他们的"梦想"迥然不同。他们对上海的变化感到惊奇与迷惘，许多日本人不能适应这种想象与现实的差距，在虹口租界中形成一个闭塞的日本人社会，并把这闭塞的社会错觉为"上海"。这就是日本人所误解的上海观。松崎揭示的这种上海观，无疑是上海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一个奇特的、但过去被忽视了的层面。
    罗苏文的《戏曲演出在近代上海的趋变》及叶晓青的《19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平民文化》，是研究近代上海市民文化的新作，两文的选题和视角都具有开拓性。
    （三）近代上海的政治运动与政治局势
    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论文，细致地评述了1927年至1930年上海的白色恐怖。他并不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把白色恐怖与国共双方的斗争相联系，而是关注到这种政治局势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和力量：恐怖与反恐怖斗争中国共双方的主要策略、方法、活动；上海市公安局与公共租界巡捕房之间的关系：国民党军警、特务与外国侨民的关系等，以此勾勒出上海白色恐怖的基本轮廓。
    日本学者小浜正子关于上海公共租界中国人参政运动的研究，对这个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她提出，20世纪初开始的上海公共租界中国人参政运动是民国时期上海活跃展开的民族运动的一部分，由此产生了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运动。从这个运动中可以看出上海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作为都市建设的主体的市民意识。这个运动所带来的最重要成果，是30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从以前外国资本活跃的场所，变成为中外资本追求利益的场所。
    日本学者平野正通过分析民主促进会严景耀的民主主义理论，探讨上海民主人士的民主主义观点在抗战后上海民主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因素。他认为，上海民主人士的理论，将"个人自由"消溶在国家或民族的集团中，这种"集团主义的民主主义"有着重大的缺陷。但他们的民主主义理论具有"民众的民主主义"这一侧面，这为组织和动员民众加入战后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发挥了很大作用。
    余子道等不赞同将"集团主义的民主主义"与"民众的民主主义"分离开来，认为两者同是为了响应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时代召唤而提出，无论是理论倾向或实际作用都有积极的一面。
    丁日初在"从三次反帝斗争再议上海资本家的妥协性"一文中提出：以往的著述都认为在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所代表的资本家由于阶级软弱性而导致对外妥协的错误。他认为对此应作具体分析。他指出，从总体上说，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及政治力量是软弱的，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往往有妥协的表现。但只有那种在有利的客观条件下，因主观原因而导致的妥协，才是应该加以批评的。至于那种由于敌强我弱，资本家阶级并无克敌制胜的手段，而为开展下一轮斗争而作出的暂时的妥协，则不能不问具体情况一概否定。
    （四）上海地方政治与人物研究
    这一专题由7篇论文组成，其中余子道的《国民政府上海都市发展规划述论》、唐振常的《辛亥上海光复人物合论》两文被认为较有代表性。
    余子道评述了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国民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的《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大上海计划》和《大上海都市计划》。他认为这一系列计划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较具完备形态的都市发展规划，它试图以西方近代城市规划的理论为指导，勾画出一幅现代化上海的蓝图。但这个规划立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之上，因此带有可行性和不可行性的两重性格。
    唐振常的辛亥光复人物研究纠正了多年以来对以李平书为代表的上海绅商，即资产阶级立宪派在辛亥上海光复中的功绩"述而不彰"的偏向；其次，他将上海光复人物置于上海社会、政治结构中去"合论"，从这一场谁也不能独自操纵的巨大政治运动中，揭橥中国社会中许多隐藏着的特征。
    注释：
    ①以元至元二八年（1291年）元朝中央政府批准设置上海县计算。
    ②这两个概念是近年来美国学术界近代中国历史学家热切关注的一个焦点。根据David Strand和William Rowe的研究， "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是指在民国时期中国城市中出现的一种微弱个体公民意识，以及一个重要的公共舆论的独立领域。
    ③主要指周育民《开埠初期上海游民阶层研究》、田骅《旧上海乞丐群体成因初探》、朱弘《上海人的'寻相骂'及其社会背景研究》以及本文提及的有关帮会的论文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