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决定论三种形式的适用场合
    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20），而人们的行动总是具有自觉的意图、追求某种目的的，因此社会历史现象较之没有任何自觉目的存在的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我们承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不是那种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历史现象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不能机械地运用决定论的各种形式。
    一般地说，解释单个的历史事件，因果决定论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恩格斯指出：“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21）。观察社会运动也是如此，人们首先遇到的是单个社会现象的前因后果。这与人们认识过程的基本顺序是相吻合的：从个别到一般。人们从无数个别的历史事件中才得以发现和总结出历史的一般规律。
    因果性联系所揭示的是先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依赖关系。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不同的原因导致了不同的结果，结果对原因来说具有必然性。试看以下几例：
    因为梭伦实行了改革，导致公元前5-6世纪雅典城邦奴隶制经济和奴隶制国家迅速发展。
    因为秦二世的暴政引起人民不满，导致秦王朝灭亡。
    新兴资产阶级的壮大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
    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以上均是对单个的历史事件中因果联系的描述。这些联系是客观的而不是杜撰的，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决定的关系。
    这是社会历史领域中因果决定论的一般运用。这种运用的逻辑推衍，可以得出社会运动的普遍结论。比如，中国古代的每次农民起义，都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原因。正是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导致了规模、形式、持续时间、后果等各异的农民起义。因果关系在这里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把历次农民起义的情况联系起来考察，就可得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一般原因和一般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每当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百姓生活涂炭之时，即会爆发农民起义。类似这样的一般结论，还有如商品交换的发展决定了货币的产生，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决定了社会分工的发展等等，这些一般性结论都是对大量个别因果关系的抽象而得出的，因而它们本身也可以作为因果决定论适用的场合。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因果决定论与拉普拉斯的严格决定论是有区别的。后者把自己的适用范围规定为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的一切场合， 肯定任何情况下精确预言的可能性，排斥偶然性；而前者只适用于有限的场合，它不对任何社会现象作精确预言的承诺，因为它肯定偶然性（包括“本质上的偶然性”）在自身之外的领域中存在。
    另外，由于单个历史事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小系统，因此能够用系统的方法来分析其演进过程。这样，对于单个历史事件，除了可用因果决定论作出说明外。亦可运用系统决定论作出说明。
    因果决定论作为一种传统的决定论形式，虽然可以根据事物的自身性质、起始状态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对事物作出必然性的说明，但它的解释功能毕竟是有限的，它对事物的涉及在很多情况下也只是表层的。事物的很多深层联系，是必然的却不一定是因果的。同时，所谓“单个历史事件”，只不过是我们观念中的事实。客观现实中的历史事件是与别的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没有什么历史事件是“单个的”。“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另一个为结果。”（22）这种分析使原因与结果一目了然，但是在多个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共同作用的场合，它就无能为力了。
    统计决定论则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统计决定论在解释历史现象群时，具有普遍的意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各种意志最后“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23）。任何由历史现象群所构成的历史事变，都可按此作出合力分析，即平均数的分析或统计分析。这里试以历史上战争爆发的频度（年份分布）分析为例。世界各地每年总共爆发多少次战争，这显然不能用严格的因果决定论来判定。但如果把战争次数的年度分布说成是纯粹偶然的事件，毫无规律可言，则又站在了非决定论的立场上。有学者用普阿松分布（一种离散变量分布的概率模型）理论来研究从公元1500年至1931年间的战争频度，其研究结果与实际状况十分吻合，说明战争的年份分布这样的随机事件具有非因果性的某种规律（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