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的统计规律性，恩格斯也论述过。他对战争的一种形式--起义--发表过这样的看法：“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25）他还指出：“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26），这些规则是不能忽视的。这里既肯定了起义的偶然性、随机性--“极不确定”、“每天都可能变化”，同时又指出了起义这一社会现象的统计规律性，认为它有“一定的规则”，可以用数学方程式作出必然性的描述。
    当然，战争还是一个十分狭窄的领域。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处都存在着对大量随机现象作统计平均的场合，以致于有人认为，社会历史首先遵从的是统计规律而不是因果规律（27）。如果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发展动力问题，那么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这正是恩格斯详细论述过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各种意志的“平均数”和“总的合力”的观点。总之，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统计决定论，主要适用于对多个历史现象作总体分析，这些历史现象都是偶然的、随机的，它们之间不一定有直接联系，但统计规律却可以揭示出它们的总体后果和总体必然性。与因果决定论相比较，通常因果决定论只是对事物作出质的说明，较少涉及量的分析；而统计决定论则能通过量的分析来支持关于质的结论，它更具有实证性和数学的精确性。
    运用统计规律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时，当然也并不排斥因果的分析。历史现象群固然有统计平均的结果，现象群中的每一事件也有因果之“果”。不过，在以大量随机事件的总体结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即使能够对统计对象中的单个事件作出因果分析，往往也是不必要的，因为统计结果已是更高层次上的说明了。
    然而统计决定论并不能说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一切现象。社会不是众多的单个历史事件的加和，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当人们需要对社会作出整体判断（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经常要这样做），或需要对社会某一系统（如物质生产系统、精神生产系统、政治结构系统等）作出判断的时候，系统决定论就是最合适的理论了。
    系统决定论所解释的对象，是宏观的社会有机体，或具有相干性的历史现象集合体。它从更高层次上和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对社会作出整体的分析。这种整体观当然不同于古代朴素的、混沌的、带有猜测性质的整体观，那种整体观在近代已被精确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所否定。现代系统论的整体观是在充分地把握各个细节之后来把握整体的，它是对近代思维方式的一次辩证的否定。根据现代系统论，对社会系统作决定论的说明时，必须顾及细节和整体两个方面。E.拉兹洛说过：“一个旧式的专家集中注意的是细部，他不大注意这细部前后左右关系的那个更宽阔的结构。可是，一个新型的科学家，他集中注意的却是不同数量级和不同复杂程度的结构，他把细部安排到总的框架结构中去看。”（28）这样观察社会历史，就具有了比因果分析和统计分析更本质、更深刻的角度。
    这里仅以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延续或整体继承性为例。社会有机体作为一个巨系统，它的特征不取决于社会结构各单个要素的特征，它既不等于某一要素的特征，也不是各要素特征的加和。社会系统的发展变化，是由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决定的。因此，社会系统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运动的。社会有机体的发展，也就具有整体继承性。对于社会的整体继承性问题，如果仅仅用因果决定论或统计决定论来解释，显然是软弱无力的。这是因为，第一，社会有机体和它的各子系统，都具有不可还原的性质。社会系统虽然是由各要素组成，但这些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了超出每一要素简单相加的某种性质。从整个社会来说，它不能还原为单个的人，或者还原为一个个的家庭；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能还原为单个生产者（或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所有的社会系统一旦还原为系统的各组成要素，系统的质就没有了。同时，用统计方法计算各要素的平均值，也不能得出系统质。因此，社会有机体的继承，既不能用个体的因果关系来说明，也不能用各要素的统计平均来说明，它是社会系统的整体的继承。第二，当系统的部分组成要素发生变化或被更换时，系统的特性却能保持不变。这在社会团体、社会机构等系统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对于企业来说，企业的负责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不断地更换，有些历史较长的企业，当它原来的成员先后全部退休之后，而企业的主要特色却能保持下来。这就更不用说诸如一个民族的文化这样的宏观系统了，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中，经过分化、统一、灾害、战乱、倒退、变革等各种冲击，民族文化传统却能顽强地保存下来，这种现象，如果不用系统决定的观点，是很难作出科学说明的。类似这样的场合，系统决定论的解释往往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关于社会运动的合目的性问题，就必须运用系统决定论才能得到合理说明。
    综上所述，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无论是单个的历史事件，还是无直接联系的历史现象群，以及社会有机整体，我们都有了相应的理论解释形式。历史决定论形式的丰富和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它从深度和广度方面发展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但它必须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补充一些新的内容，不断增强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功能。应该承认，过去我们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大都还只是停止在对社会历史的宏观的或表层的说明方面，视野也并不广阔。如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大致上都是在“决定作用”和“反作用”问题上作文章，而运用决定论的三种形式理论，则可以对二者相互作用的机制作出具体的甚至是实证性的、数学化的揭示。决定论形式的多样化，使唯物史观的涵盖面也更广，它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相渗也有了更宽阔的边缘线。其次，历史决定论形式的发展，是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它反过来又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种加速度的态势，当代国际社会的变化更是风云莫测，日益复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单一的理论形式是很难对社会历史作出科学把握的。历史决定论的三种形式，给人们以功能各异的理论工具，使人们有可能正确分析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可能综合地、全面地认识当代社会。再次，历史决定论三种形式的提出，有利于捍卫马克思主义，有利于批判机械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被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攻击得最多的理论之一。历史决定论被歪曲成仅仅承认因果必然性的机械决定论，被攻击为否定历史偶然性和丰富性的贫乏理论。揭示出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本来涵义，丰富和发展它的理论形式，这是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者的有力回击，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捍卫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