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与司马光是我国古代主张"鉴史以资治"的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①，是我国古代极负盛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王船山深怀亡国之痛，穷经究史，晚年撰写了《读通鉴论》、《宋论》两部史论和一部当代史《永历实录》。他的史论著作，堪称我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珍品。
    王船山与司马光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深受《春秋》"大义"的熏陶。《春秋》笔法给中国古代史学留下了许多弊端，流毒深远，效尤者历代不绝，王船山与司马光也深受其影响；但是他们并不墨守陈规，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敢于趋时更新。本文拟就王船山与司马光史学思想之异同作一番比较。
    一、直笔实录
    《春秋》笔法最大的弊端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以曲为直，隐恶扬善，掩盖历史的真相。王船山与司马光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良史"书法不隐"②的优良传统，直笔实录，善恶必书。
    《通鉴》能比较如实地记载史实，为其它史书所不及。隋朝末年，李渊起兵太原，号称"义兵"。唐太宗李世民被史家誉为"令主"，新旧《唐书》颂扬备至。《通鉴》卷188载秦王李世民"追及（宋）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 俘斩数万人"。"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攻夏县，壬午，屠之"。同卷中却大书"（窦）建德至洺州，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农民起义军与唐朝政府官军两相对比，泾渭分明。《通鉴》不为尊者讳，对最高统治者的丑行往往和盘托出，写了许多阴暗面，如《晋纪》中写贾后的淫荡；《唐纪》中写唐玄宗晚年奢靡都无所掩饰。相反，对农民起义记载较详，如黄巢起义写得很细致，保留了新、旧《唐书》所未书的材料。黄巢率大军渡淮水，"所过不掳掠，惟取丁壮以益兵"；下东都，"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进长安，"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喻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而农民军战士，"见贫者往往施与之"。③这种为农民军张目的实录，在我国封建史籍中颇为罕见。
    我国古代许多史学家把编写前朝史与当代史视为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王船山在清朝初年施行民族高压政策和大兴文字狱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为永历王朝撰写《永历实录》。他用浓墨彩笔为何腾蛟、瞿式耜、张同敞等抗清将领树碑立传，并在《死节列传》、《宦者列传》和《叛臣列传》中，对一小撮特务、阉党和民族败类进行口诛笔伐，爱憎分明，妍媸毕辨。尤其可贵的是，他在《永历实录》中对大顺和大西两支农民军的抗清斗争事迹作了翔实的记载。他为李定国、李来亨、高必正、李赤心、郝永忠等八位农民军将领编写传记，并为李定国单独立传，《李定国列传》洋洋数千言，无一句微词。他还把李来亨抗清斗争的成败同南明政权的兴废存亡联系在一起，痛切地指出："来亨败殁，中原无寸土一民为明者"④。他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人民抱有一定的同情，不论是满清王朝的民族高压政策，还是永历政府的横征暴敛，他都秉笔直录，揭露无遗。他把苛政和兵燹带给人民的苦难如明镜照物似的反映出来，故《永历实录》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实录"。
    二、不讲正统
    自《春秋》立治统之法后，历代史家陈陈相因。东汉时更是出现"五德相生"与"正闰"之说，于是各朝史家争持正统，聚讼纷纭。司马光与王船山敢于毅然起而矫之。
    《通鉴》在纪年上不分正闰，不仿效《春秋》立褒贬之法。司马光认为"五德相生"与"正闰"之说乃汉儒所倡，不足凭信，"皆私己之偏论，非大公之通论也"⑤。他说："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⑥这段议论很精辟，既否定了"五德"、"正闰"之说，又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传统，对欧阳修的正统论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同时，他还提出了比较妥善的解决办法，"正闰之际，非敢所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一，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⑦司马光对于我国封建时代史家长期争论不休的"正统"问题，不仅能够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还能提出较为妥善的解决办法，确是远胜前人。
    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情，甚至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王船山虽然美化过《春秋》褒贬的笔法，但他却反对"正统"之说。他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有治有乱，有分有合，王朝不断更替，不存在正统与非正统。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五德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天下之生，一治一乱。当其治，无不正者以相干，而何有于正？当其乱，既不正矣，而又孰为正？有离，有绝，固无统也，又何正不正之云邪？……"⑧船山否认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论，但他又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前者叫做"治统"，后者叫做"道统"。他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⑨他认为中国是"轩辕所治，大禹所经维"的礼义之邦，绝不容许"夷狄"从中夺取政权。根据他的"统相承"和"道和继"的理论，否认"夷狄"在中夏建立的政权的合法性，并认为这是"治统"中断的乱世。船山的所谓"治统"和"道统"之说，既表现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无比热爱的深厚感情，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封建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瑕瑜互见，不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