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点，是王船山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他们二人的思想素质、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大不相同，因此在历史观、治史态度和政治主张等方面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观的不同
    司马光历仕四朝，官至宰相，政治思想保守。他主编《通鉴》的目的是为了给最高封建统治者提供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因此在整个史实取舍原则以及对于一些史实的分析、评论等方面，无不打上封建统治者的阶级烙印。他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坚持复古守旧，强调"礼分"是万古不变的制度。他认为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的统一，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是因为周威烈王放弃"礼分"这个"天子之职"，允许三家分晋，各自立为诸侯，才产生了这样的历史大动乱，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苦难和悲剧。他感慨系之地指出："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22）"。他极力称赞曹参守萧何之法不变，而且引伸出："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23）。司马光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于此可见一斑。
    王船山是我国十七世纪伟大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以"气化日新"的进化观点看待人类历史，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反对复古倒退。他说："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冠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24）"。他甚至认为唐、虞以前的人类，"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25），不过是"植立之兽而已矣"（26）。至于唐、虞、夏、商、周之际，也并非孔孟所宣扬的所谓"王道盛世"，那时候，"国小而君多"，"暴君横取"、老百姓"鹄面鸠形，衣百结而食草木"（27），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他肯定社会是前进的，一代胜过一代，"世益降，物益备"（28），愈到后世，人类愈趋文明，物质生活愈益丰富完备。他认定郡县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29）"？船山这些见解，正是来自历史进化的观念，为封建时代一般史学家不可企及。
    二、"鉴史以资治"的差别
    司马光在其《进资治通鉴表》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伏望陛下……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他主编《通鉴》的目的是续《春秋》，继《左传》，"存王道之正"（30），其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统治人民的经验。宋神宗刚即位时，听司马光进读其主编的史稿，认为它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重为定名曰《资治通鉴》（31）；并赐序文，准备于全书完成之日编在卷首。宋神宗如此重视《资治通鉴》，其内容与作用可想而知了。司马光在《通鉴》《周纪卷一》的按语（"臣光曰"）中就明确宣称要复"礼"，要"正名"。其目的就是要诛讨历史上的"奸名犯分"者。他编撰《资治通鉴》，旨在"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帝王将相才是历史的主宰，而人民群众只不过是任凭摆布的群氓。
    王船山治史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纪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32）"他对以史资治的解释是："资治者，非知治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K1CB05.JPG}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33）"。他把那些谈治史而无志于经世致用的人斥之为"玩物丧志"的庸人。这样的人，即使"读书万卷，止于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尚全其朴也"（34）。他对"鉴"的解释是："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得；于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35）"。船山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探求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指导现实斗争。对于那些仅仅"知治知乱"，"临事而仍用其故心"的读史者，只能"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他不象司马光那样把"鉴史以资治"的重任寄托在皇帝身上，他说："大有为于天下者，必下有人而上有君"，"上有明君，下有贤士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强，天下岂患无人才哉？（36）"他认识到化佞为忠，变柔为强的关键不限于"明君"一人，"贤士大夫"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他不相信惟君相才可以"造命"之说，认为"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37）。他勉励"一介之士"，自强不息，为国家和民族效劳。他解释"资治通鉴"的"通"字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已以无辱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通'也（38）"。船山对"资治通鉴"的见解，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他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把"史鉴"当作教条，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无所作为。船山鉴史以资治的见解，远非司马光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