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书怪异
    《春秋》一万八千字，记载灾异现象的共有八十八处之多。解经者更是牵强附会，宣扬"天人感应"之说，把自然界的各种灾异看作是上天对世人的警告和惩罚。历代正史中的"本纪"和"五行志"详记灾祥，宣扬封建迷信，欺骗黎民百姓。司马光和王船山与《春秋》大相迳庭，不信虚诞，不书符瑞。
    《通鉴》中对鬼神怪异的现象记叙得极少，偶尔记载灾异，也不联系人世。历来史家宣扬张良"从赤松子游"、"学辟谷术"。司马光断言其非。他说："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超然而独存者也"⑩。他明确指出，神仙之术乃"虚诡"之说，"子房托于神仙"，是他功成身退，"明哲保身"之术，"其智可知也"，神仙之术不过是一种借口罢了。《通鉴》对范缜的《神灭论》、韩愈的《谏迎佛骨表》，都存录原文，供后人阅读，这在很大程度了起到了破除迷信的作用。北宋从真宗开始，信奉道教，帝王将相，皇亲国戚，莫不顶礼膜拜。司马光指出道教的虚妄，他说："老庄之书，大指欲同死生，轻去就，而为神仙者，服饰修炼以求轻举，炼草石为金银，其为术正相戾矣！是以刘歆《七略》，叙道家为诸子，神仙为方伎。其后复有符水禁咒之术，至谦之遂合而为一，至今循之，其讹甚矣！"（11）司马光不畏权贵，针贬时弊，确是良史之才。
    王船山在他的史学著作中很少谈及鬼神灾异现象，即使书写灾异也不把它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而是对邪说进行揭露和批判。汉和帝十五年，出现日食，外戚为了扩张其势力，就诡称这是皇帝的兄弟留在京城的缘故。当时一些依附于外戚的权贵和腐儒借题发挥，大放厥词，"援天以制人主"。船山义正词严地指出："善言天者验于人，未闻善言人者之验于天也。宜于事之谓理，顺于物之谓化。理化，天也；事物，人也；无以知天，于事物知之尔。……汉儒言治理之得失，一取验于七政五行之灾祥顺逆，合者偶合也，不合者，挟私意以相附会，而邪妄违天，无所不至矣。……妄人逞妖诬之辞，援天以制人主，贼仁戕义而削社稷之卫，乃至此哉！"（12）他认为自然界的风云变幻有其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政治风云变化没有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夫日食有常度，而值其下者蒙其咎，抑惟惩愆思过以避阴阳之诊，反诸心，征诸事，察诸物，无往而不用其修省，恶可以一端测哉！虽亿中，不足取也，况其妄焉者乎！"（13）船山用"日食有常度"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驳斥汉儒宣扬"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邪说，揭露他们"援天以制人主，贼仁戕义而削社稷之卫"的阴谋，明确指出治理国家之得失与自然现象变化毫无关系。这种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把日食作为"惩愆思过"的动力则是不可取的。他还在其它著作中对孔、孟宣扬的"天命论"和"气数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论"、董仲舒的"三统论"、邵雍的"元会运世论"以及朱熹的三代天理、后世人欲等奇谈怪论，采取直接与间接、激烈与委婉的方式进行揭发和批判。这在很大程度上收到了破除迷信和解放思想的效果。
    四、选贤任能
    《春秋》"大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笔法，对后世强化君权的影响很大。有的史德不修的史学家为了迎合权贵的需要，竟然篡改历史，"曲笔阿时"、"谀言媚主"（14）。
    司马光并不认为帝王天生圣明，全知全能，而认为"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唯圣贤为能知而改之"；"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15）。在用人问题上，司马光强调人君圣明才能选坚任能。他对历仕隋唐两朝的裴矩发表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其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16）"。他还认为君主治国是否有道，用人是否有方，是人臣为"能臣"或为"奸雄"的决定因素，他说："论者皆以为秦王（符）坚之亡，由不杀慕容垂、姚苌故也，臣独不以为然。许劭谓魏武'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坚治国，无先其道，则垂、苌皆秦之能臣也，焉能为乱哉！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17）。在这里，司马光不仅看到了帝王将相的作用，也意识到了人心向背的巨大影响。这种观点，在封建社会里不失为远见卓识。
    王船山深知人才的众寡得失，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称赞曹操能"推心以待智谋之士"，所以"士之长于谋略者相踵以兴"，因而能在消灭袁绍、统一北方的斗争中"算无遗策"，乃至死后魏国政权仍然能"保其磐固"。他由此而得出发人深思的结论："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下天"（18）。他把选贤任能、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明君"和"贤臣"身上，认为"用人"和"行政"必须统一起来，"两者交相扶以图治"，而"用人"尤其重要。他对诸葛亮说的"亲贤臣，远小人"这句话非常赞赏，而于其"任人"之"一失于马谡，再失于李严"感到惋惜，特别是对于诸葛亮死后，后继无人，西蜀大乱之事感到极为痛心。他认为不是西蜀没有人才，而是西蜀朝廷没有选拔和培育人才的缘故（19）。他还进一步认为，封建王朝政治腐败之所以不可收拾，贪污聚敛之风所以不能遏止，大都是因为"上之自为正也不德"（20），也就是说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的过错所造成的。因此他大胆宣称，对这种"无大公之德"的"暴君"、"暗主"（21）"可继"、"可革"，应由"圣君"、"明主"取而代之。这种大胆的"非君论"，对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是一个猛烈的冲击，同"天王圣明兮臣罪当诛"的论调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对后世特别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