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态度的分歧
    司马光在《通鉴》中常以"臣光曰"发表议论，宣扬封建统治之道。他常常借古讽今，影射攻讦，目的在于抵制王安石变法。他借评论历史事件发表他对当前问题的看法，这些意见大多是一偏之见。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并非侵略扩张，而是具有巩固边防的积极作用，司马光对此极力反对，便于唐代统治者与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流露了他的看法，贬斥了用兵的主张，认为唐朝应该放弃维州，以暗示宋朝也应该放弃边城，不要与西夏争城夺地。他还借唐代"朋党"问题大做文章，"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必然之势也"。他认为君子"公且实"、"正直"，排斥异己有理，这不能算是"朋党"；小人"私且诬"，才算是"朋党"。他大骂唐文宗是"明不能烛，强不能断"的昏君（39）。他借评价"朋党"问题，含沙射影地攻击王安石和宋神宗。他不遗余力地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大骂王安石是"佞人"、"倾危之士"、"少正卯之流"。他利用战国时期三晋灭智伯的历史事件，发表了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借以暗示宋代主张变法的人都是有才无德的人，他借此发表评论说："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其特智伯哉！（40）"司马光站在封建统治阶级保守派的立场上，对于历代之变法莫不横加攻击，这是他在对待史学遗产方面的消极影响。
    王船山坚持历史发展观念，反对保守派鼓吹的"法祖从王"，提倡"趋时更新"。他认为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制度和法令也必须作相应的改变，"祖宗之法，不可恃也。（41）"只有"革故取新"，才能使天下安宁，社会进步。政治上，他主张"治天下者"应当"循天下之公"（42），"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43），广泛吸收地主阶级中的"贤而秀者"参加政权；经济上，他主张农商并重，实行"天下交相灌输"，发展贸易（44）。他还主张轻刑罚，薄赋敛，对"自耕者""轻其役，薄其赋"（45），做到"宽以养民"（46），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他对于唐朝的"永贞革新"采取支持态度。唐德宗末年，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危机四伏。唐顺宗即位后，以王伾、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发动了一次反对宦官、藩镇、革除弊政的政治革新运动。在大地主阶级保守势力的反扑下，"永贞革新"失败了。此后，对如何评价"永贞革新"的问题，封建统治阶级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长期争论不休，从韩愈到司马光以及后来的保守派人物，无不对王伾、王叔文等人横加攻击。王船山站在与韩愈、司马光等人相反的立场上，对"永贞革新"大唱赞歌。他热情指出"永贞革新"打破了宦官、世族垄断朝政的局面，吸收了一些中小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参加，"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是"快人心、清国纪"的大好事；赞扬柳宗元、刘禹锡等革新派人物是"一时之选"，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很大的同情（47）。表现了船山坚持革新，反对守旧，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战斗精神，在当时来说，这种进取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王船山与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在历史观、鉴史以资治和政治态度等方面，尤其是哲学思想上，王船山要比司马光高明得多。我们应该肯定，司马光不仅是宋代卓越的史学家，而且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千古两司马"，历史上是早有定论的。《通鉴》和《史记》素有"史学双璧"之美誉。《通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在编写方法上、体裁上对后世的影响甚大。从史学上的成就和贡献来看，王船山不如司马光。
    注释：
    ①《四库提要》卷47。②《左传·宣公二年》。
    ③⑤⑥⑦⑩（11）（15）（16）（17）（22）（23）（30）（39）（40）《资治通鉴》：卷253-254、卷69、卷69、卷69、卷11、卷119、卷12、卷192、卷106、卷1、卷67、序、卷244、卷1。
    ④《永历实录》卷15。
    ⑧⑨（12）（13）（18）（19）（20）（21）（24）（25）（27）（28）（29）（32）（33）（34）（35）（36）（37）（38）（41）（42）（43）（44）（45）（46）（47）《读通鉴论》：卷末、卷13、卷7、卷7、卷10、卷10、卷8、卷5、卷20、卷20、卷20、卷19、卷1、卷6、卷末、卷17、卷20、卷14、卷末、卷14、卷末、卷13、卷27、卷2、卷8、卷25。
    （14）《史通·曲笔》。（26）《思问录·外篇》。（31）胡三省《言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