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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何炳松的历史观和史学观(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暨南学报(哲社版)》 蒋风/龚剑锋 参加讨论

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
    关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传统史学侧重于政治史。即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中心,而何炳松由于受美国鲁滨逊(James Harvcy Robinson,1863~1936)"新史学"派等的影响,强调以历史的全部内容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他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当然是历史,所谓历史,就是刚才所说人类过去的活动。不过这句话是很空泛的,究竟人类过去的活动,是什么?照现在历史家的意见,人类过去的活动大体有五个方面:(一)经济方面,(二)政治方面,(三)教育方面,(四)艺术方面,(五)宗教方面。历史[学]所研究的就是人类过去这五个方面的活动",同时"要注意而且叙明人类过去活动上五个不同的方面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的地方,(这是因果关系,不是因果律)把他们揉成一个整个的浑沦"⑦。另在"研究社会上各种现象变动的时候,我们决不可忘却人类各种活动中的共通性。各种活动互相为因,互相为果,他们有互相间的因果关系。我们要确定何者为因,何者为果,非将社会全部的情形研究清楚不可。"⑧六年后,他又对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即人类过去的生活和活动的内容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所谓人类的生活和活动,普通可分为五种:就是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教育的和艺术的,这五种生活和活动,形成了所谓人类的文化。我们研究人类的或各国的历史,就以他们的文化为我们的对象,亦就是以这五种生活和活动为我们的对象"⑨。此外,他还非常重视对文化史的研究,并欲编一部《中国文化史》,认为"文化二字之意义,简言之即文明状况逐渐变化之谓。故文化史应以说明一般状况之变化为主。若仅罗列历代典章制度。文人艺士为事,充其量不过一种'非政治的'过去事物之列肆而已,非吾人所谓文化史也。"⑩"近来我国有人主张用分类法来编中国文化史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一点的缘故"(11)。这一文化史观至今仍有生命力,并能给文化史研究者以正确的启示。总之,何炳松关于历史学研究对象的论述,改变了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主的狭小格局,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至今中国史学界仍以生产斗争史、阶级斗争史、文化科学史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主体。
    三、历史学的功用
    关于历史学的功用,何炳松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也就是探求"过去人类在文化上种种生活和活动的真相",并以此"来帮助我们决定为文化而奋斗的途径,可以使我们不至于再走到错误上去"(12)。他还说:"历史是我们对于人类过去的知识,他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现状",使人们"觉得人类的历史既然如此长久,人类将来的进步一定不可限量;现在所谓高等文明,不过一种萌芽罢了"(13),"是故研究历史者,当推求过去进化陈迹,以谋现在而测将来"(14)。这里他认为史学可以使人们回顾、明白过去,启示、把握现在,展望、预测将来,具有总结揭示,借鉴服务的功能。同时,他还认为"历史的著作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是而且应该常常随时代而变化的。关于这一点有两个理由:第一,我们对于人类过去的知识,常常有所增加;第二,我们希望历史的功用,每每随时代而变。"(15)
    然而他也反对不分古今的简单借鉴,不论中外的机械类比,及将历史作为随意褒贬、影射之工具的倾向,并主张进化,反对复古,强调事物的特殊性,反对机械的因果律之说。他说:"吾人既深信人类为进化之动物。则可知古今环境,断不相同。中外人情,当然无异。互异者,不能强同;不同者,终于殊异。空间迥异,中外无符合之端。时间不同,古今无一辙之理,彼之援古例今,以中拟外者,又何其愚也。"(16)他还指出:"以前以为历史是一种前车之覆,是一种军人、政客的考鉴。所以旧式的历史著作往往重因果之说,以为这就是历史的效用,亦就是著作历史的目的。这亦是不很对的。关于这一点,亦有两个理由:第一,不但过去的人同事各不相同,就是现在的人同事亦决不一样,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第二,人类的环境时时变化,古今决不一致。而且所谓前车之覆,含有因果的意义在里面,好象如此如此的做法,一定要得如此如此的收场。这是天然科学方面的话,不是历史方面的话。"(17)"盖史事虽似有因果关系,然史上的因同果异及果同因异之例,不胜枚举。""史事上果有因果律,即不当再有例外。既有例外,即非定律。鄙意凡百史事,只有源流而无因果","故史家事业在于追溯源流,不在推求因果也。"(18)何炳松所说的源流是指历史发展、史事嬗递如同江水,有《论语·子罕》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之意。
    四、历史学家的素质
    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是历史学的具体承担者,中国史学界素来重视历史学家的品质修养和业务能力。唐代刘知几(661~721)认为史学家须有"才"、"学"、"识"三长,清代章学诚(1738~1801)认为应再增加一条"德"。何炳松在总结前人"良史"条件的基础上,对历史学家的必备素质提出了六方面的要求。他说:"我以为历史材料的供给者和一般著作家必须具备下列几个理想的条件:(一)耳目聪明;(二)意诚心正;(三)至公无私;(四)学问渊博;(五)识见卓越;(六)长于文才。""假使我们自问没有具备这六个条件,我们就不配而且也不应该做著作家或者史料的供给者。"(19)在这六项条件中,"耳目聪明"属于生理条件,即要求身体健康,先天素质好;"意诚心正"、"至公无私"属于心术,与"史德"有关联,包括"切不可颠倒是非,亦不可将伪作真,秉笔直书,直言无隐"(20),"具有牺牲的精神,和耐劳耐苦的美德"等内容(21);"学问渊博"即"史学",它是要求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相关知识;"识见卓越"即"史识",它是要求有深刻的见解和识辨能力,能见微知著、洞察底蕴,启示当今、预测未来;"长于文才"即"史才",它是要求有治史的才能和文字功夫,且才华卓著,才气横溢。他还十分赞赏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所论的历史学家应处理好"天"与"人"、"理"与"气"、"性"与"情"之间的关系,强调历史研究中应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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