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史演化问题
    何炳松所论的历史演化问题，即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他说："演化就是一种变动，这一种变动是继续不断接连下去的，而且变动的方向，也始终一贯的"。"至于变动是什么？他是一种时代上的殊异，象现在和过去的不同，现代和古代的不同等。"（23）这里，他认为历史是在变化中朝着一个方向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且发展的总趋势是进步的。他反对有人"开口便说'三代以上'如何如何，始终不承认自己个人同现在的社会统比古代有进步"的社会发展史观（24）。他还阐述了社会演化在社会中的表现，他说："社会演化究竟在那几种事实上具体的表现出来？第一种就是社会的习惯。我们人类的习惯，无论关于行为方面或思想方面，都有一种演化的现象。我们要研究一个社会的历史，我们不能不研究这个社会中人人思想和行为的习惯，以及这种习惯嬗递的情形。第二种就是各种团体的组织。社会中所有政治的组织、经济的组织、宗教的组织、国际的组织、家庭的组织等，都是时时刻刻在演化的过程中。第三种就是物质状况。就自然的方面讲，如气候的变化、土宜的变化、动植物的变化，处处影响到人生，亦就是处处影响到一般社会的荣枯。就人为的方面讲：如各种交通机关的变化，或由迟钝到快捷，或由快捷到迟钝，对于一个社会的文明或野蛮，都是息息相关无可逃循的。最后一种，就是社会中的人员。这是社会演化中一种最正当的演化，因为唯有这一种演化是纯属生物学上的生理作用。社员变动中最显著的就是新陈代谢，其次就是人口的增减，再次就是社员在社会阶级中地位的变动。"（25）此外，他还阐述了社会演化的原因。他说："社会为什么会发生演化的现象？根本原因当然在于社会中人有一种生生不息的现象。但是同时也有心理上的原因，这就是社会中人行为方法的变动。他们的行为方法何以要变动？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就是他们对于周围事物的概念的变动。概念变动了，行为方法当然要随着变动。第二、就是环境的变动，例如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种变动，因此国内人民的行为方法也不能不随着而变动。第三、就是外部的压迫，亦可以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或者不能做愿做的事。这三种原因，都可以产生社会中人行为方法的变动，间接方面也就影响到社会的全部，社会就因此变动起来，发生演化的现象了。总而言之社会中人的生生不息，和他们行为方法的变动，就是社会演化的二大原因。"（26）何炳松关于社会演化、发展的原因的探讨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不足之处。首先，他认为人类的生生不息是社会演化的根本原因，而人类的生生不息具有人类不断提高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即生产力而代代发展的含义，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具有进步的意义。同时何炳松又把人类行为方法的变动作为社会演化的另一大原因，这就只抓住了表面，而没有抓住实质，只抓住了人类历史活动的思想、心理动机，而没有抓住这些动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也在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另外，何炳松和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未能发现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基本规律和社会演化的具体目标，仅仅注意到了"人类在社会中的一切行动，总有一种共通性"。他认为"人类各种活动中共通性的性质究竟怎样，我们虽然还没有研究清楚，但是这种共通性有研究的必要，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他。"（27）并主张用综合研究法（主要是统计法和心理法）去研究这一问题。
    六、史学遗产问题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不仅有丰富的历史材料，而且有较系统的史学理论，有着优秀的史学传统，史学遗产特别丰富。何炳松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开始传入中国的时代。中国史学界面临着如何批判地继承史学遗产的问题。何炳松认为首先应研究一下中国史学的特质在哪里，其次要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去评估它的价值，并把它和世界上的史学作一比较，断定其长短利弊，对己对人的贡献，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说："就中国史学的体裁讲，我们有编年体、有纪传体、有由纪传体旁支侧出的史表、志书、目录，有纪事本末体、有从司马迁到郑樵所主张的旧通志体、有章学诚所主张的新通史体。就史学原理的著作讲，我们有刘知几对于编年、纪传两体下总批评的《史通》，有章学诚发挥他新通史主张的《文史通义》。再就自古至今的中国史籍讲，我们除《四库全书》中乙部的书籍外，还有从前误入经、子、集之部中的书，他共有这许多卷。我们假定这都是中国史学上的特质，我们再用现代新眼光来估定我国各种史籍体裁是否都宜于保存史料便利参考，应该全部继续维持；或者有几种太是陈腐不合用应该就此打倒；或者有几种义例很精，文章很富，保存材料很多，我们应该尽量保存他而且加以发挥。《史通》和《文史通义》中的史学原理，那几个是合于现代科学精神？那几个是违反的？那几个是合于本国而不一定合于世界的史学？合科学的，我们应该提出来加以发挥，不合的就应该打倒"（28）。何炳松上述关于批判地继承史学遗产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此外，他还谈了如何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他说："我们无论对于固有文化或西洋的文化，都应该注意到我国自身此时此地的需要，而加以选择，取其所当取，而去其所当去。我们既绝对不能把四千年来的固有文化一笔抹杀，那我们就绝对无法可以把不合此时此地需要的外来文化强迫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去接受他。"（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