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历史学与社会学、地理学之关系
    历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学科，而社会学则以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两者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有着必然的区别，何炳松认为："第一点就是两者的目的不同。社会学的目的是在求人类活动的通则；而历史的目的在于研究人类活动的浑沦。第二点两者所用的方法亦不相同。社会学的方法，是在过去活动中求相同的地方，而历史则在过去人类的活动中，求不同的地方。因此他们研究所得结果，亦完全两样：社会学研究所得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定律；历史研究所得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浑沦。"（30）这里何炳松从研究目的、途径、结果三方面阐述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差异，并强调社会学重在探求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关系准则。
    人类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展开的。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地域以及所处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即是地理。历史和地理、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何炳松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论述。他说："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生活和活动的科学，地理是研究人类现在生活和活动的科学，这两种科学的对象是大体相同。不过研究历史，是以时间为经，就是我们要研究从最古一直到现在为止的人类生活和活动的经过情形，不过人类的生活和活动，决不能离开地球的，所以亦不能不以研究空间的地球为纬。至于地理研究，是以地球的表面为经，地球的表面，包括下面的地层和上面的大气，我们要研究的是人类怎样征服而且利用地球表面，决不是一天所能办到，所以我们又不能不以历史为纬。照这样看来，历史和地理，虽然一种是研究时间中的人类，一种是研究空间中的人类，但是因为他们所研究的都是人类生活和活动，所以有互相为用的功效，不可偏废。"他还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人文地理，地理亦就是现代的文化史"，"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类过去的文化，地理学的对象是人类现代在地球表面上继续创造的文化"（31）。此外，他还阐述了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上的异同。总之，何炳松关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关系的论述，虽然不甚全面，但能给人以启发，并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正式形成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何炳松的历史观及基本史学观是何炳松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论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对陈旧封建史学起过积极的冲击作用。同时，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等。与同时代李大钊等的史学理论相比，尚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另外，何炳松史学理论的形成有着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并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且深受吕祖谦（1137～1181）为代表的南宋浙东学派和清代浙东史学殿军章学诚，以及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等之史学理论的影响。何炳松的家学渊源可谓深远，始祖何基（1188～1269）为北山学派之宗，父亲何寿铨治朱熹之学，为一时邑师。何炳松于1903年14岁时即考中秀才，并同年入金华府中学堂接受新式教育。1906年因成绩优异，被学校中途保送入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被公费派往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历史等，并获硕士学位，且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留美学生季报》编辑等，于1916年归国。1917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请赴京，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文预科讲师、史学系教授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国文部、史地部教务主任、《史地丛刊》编辑部主任等。他充分肯定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云："当民国八年时我国国民愤巴黎和会把山东权利让与日本，群怨政府中二三个人断送国权激昂已极，北京大学等校学生遂首先起而抗争，风声所播，全国响应。竟引起全国学界、商界和工界的罢学、罢市和罢工，成为我国新教育史一段极光荣的史迹，这就是'五四运动'。自新文化运动起而学生的知识欲勃起，研究学术的兴味颇浓。自'五四运动'起而学生对于国事的热度增高，民族主义的觉悟更加深刻。这都是民国十年以前我国大学教育上最重要的成绩。"（32）他自己也受到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2年，他转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长。1924年起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他任校长后，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致使教授云集，阵容严整，人才之盛，誉冠东南。1942年又兼任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筹委会主任。1946年改调国立英士大学校长，不久病逝上海。关于何炳松的学术渊源，金兆梓《何炳松传》称"君治学始虽宗程朱，迨掌教北大、北高师两校文史时，尝手钞实斋章氏之《文史通义》以其所译之《新史学》相印证，思想为之少变，于朱已渐失其信心而转向浙东学派，晚年之思奋笔撰《吕东莱年谱》也以此"，"尚著有《历史研究法》一书，其立说宗实斋而以《新史学》之说融会贯通之。"（33）郑振铎《悼何柏丞先生》也称："他为学尊重吕祖谦，曾经写过一篇论金华学派的文章。但只是表示他自己为学的经历，并没有说服别人的心思。"（34）周予同《哀悼何柏丞先生》则称："如果先生始终留居北平，以教授终身，以先生的天禀与学力，一定于学问更有所成就，如先生所日夜自勉的会是一位新的浙东史学派的开创者或旧的浙东史学派的宿儒！"（35）由此也可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史学、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等对何炳松学术的影响非常之大。他自己也称我和胡适、姚达人"都是私淑章氏（即章学诚）的人"（36），"我个人对他，实在不能不五体投地崇拜到万分"（37）。又他早在美国留学时，便受到了鲁滨逊"新史学"的影响，认为"他的历史知识很渊博的；他的史学思想很新颖的"（38）。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任教时便以鲁滨逊的代表作《新史学》作为"西方史学原理"课的教本。1924年又将它正式翻译出版。另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时所用的讲义也是根据鲁滨逊的《西欧史》及鲁滨逊与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合著的《欧洲史大纲》、《现代欧洲史》等编成的。此外，何炳松还翻译出版了约翰生（Henrg Johnson）的《历史教学法》、绍特威尔（Jams T·Shotw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