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郭老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论文和译作，如热情奔放的诗集《瓶》（1928年）、回忆散文集《黑猫》（1931年）、自传体小说《创造十年》（1933）、诗剧《棠棣之花》（1925年）、论文《文学革命之回顾》（1930年）以及译本《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其中，1928年上海出版的中译本《浮士德》特别引人注目。该书除封面印有"德国歌德原著"、"郭沫若译"的字样外，打开扉页，郭老当年用钢笔为安娜所写的"献辞"便跃然纸上：
    Anna:
    此书费了十年光阴才译成了，
    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M.K.3Feb.1928.
    第二页用德语写着：
    Gewidmer Meiner Ewiglicher
    Liehe Anna
    德文的大意是："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关于《浮士德》的翻译，可追溯到郭老早年在日本求学的年代。当他还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德文的时候，就开始从课本中接触到德国的文学作品，并由歌德的诗剧而引发他的诗兴和创作。这时正是他同安娜热恋的时候，所以这一时期的诗作，便都直接间接为安娜而写的。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学医科，便着手翻译歌德的《浮士德》，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译诗。译稿完成之后，直到1928年2月1日才正式出版。当时郭老已被蒋介石通缉，避居上海租界，赴苏不成，正准备东渡日本，心情十分沉闷。《浮士德》的出版，为他们一家带来了欢乐。根据作者的日记，出版当天，与成仿吾在家里尽情地庆祝，安娜特地买来寿司请大家一起吃，"孩子们皆大欢喜"。2日晚，郭老与安娜同访内山完造，赠以《浮士德》一册。次日即3日，内山完造送来两瓶葡萄酒，对《浮士德》的出版表示祝贺。郭老给安娜的献辞，就是在这一天题写的。二十天后，郭老便化名吴诚，独自乘"卢山丸"离开了"很不愿意离开的祖国"。这本《浮士德》的中译本及其上面的题辞，正是这段非凡历史的见证。
    藏书中约有三分之二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文献和参考书。郭老在海外的后一个十年中，几乎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倾注了全部心力。国内革命处于低潮，蛰居海外的险恶环境，迫使他关切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自始至终贯串着一个思想："对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就这样，他拖着一家六口，在日本人的刑士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下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从"沫若文库"保存下来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郭老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治学道路和轨迹，概括地说，就是：
    一、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
    二、重视传世文献，尤其重视地下出土的第一手资料，并创造性地将二者结合起来；
    三、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中国历史，解释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中国化"。
    从实例来看，在"沫若文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古代社会史研究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文献。20、30年代日本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郭老都尽力搜求，专心钻研。还有不少是作家、翻译家赠送的书籍，如卡尔、格尔修原著、塚本三吉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1926年）、渡部义通著的《日本母系时代之研究》（1932年）、佐野袈裟美著的《支那历史课本》（1937年）等，书中都划着不少红色道道，说明这些书郭老是仔细阅读过的。特别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更是郭老不可离手的案头书。郭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序言"里郑重申明："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郭老从恩格斯的书中发现，世界文化史中关于中国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于是，他向中国学术界发出热切的呼唤："在这时中国人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他自己正是这样实行的。
    "沫若文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有着相当丰富的传世文献和大量的出土资料，这些都是郭老在十年间辛苦积聚起来的。其中好些还是他自己的著作。如《易》、《诗》、《书》、《礼》以及《庄子》、《管子》、《荀子》、《墨子》和《左传》、《史记》之类，虽然没有奇书珍籍，但最可宝贵的是，这些典籍都是经郭老仔细爬梳过的。许多书上打着各式各样的标识，有的是密密麻麻的批注和校勘，令人想起郭老在介绍他读《吕氏春秋》时说过的话："我的一贯的方法是先就原书加以各种注意的标识，再备一个抄本把它们分类摘录下来，这样在下笔的时候，便可以左右逢源了。"（《十批判书·后记》）郭老开始研究古代社会的时候，就是先从这些传世的古籍入手的。最初，他根据《周易》、《诗经》和《尚书》，连续写出《〈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1928.10.25）和《〈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1928.11.10）二文。但很快就发现，他所据以研究的资料，其可靠性很值得怀疑。传世的《易》、《诗》、《书》材料真伪杂糅，时代笼统不明，若据以研究西周乃至商代的社会，其前提已有问题，结论自然也就靠不住了。基于这个原因，郭老决定在研究程序上来个重大的转变，即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未经后人窜改过而能真正代表那个时代的第一手材料上来。甲骨文和金文之所以可贵，在于它们保留着数千年前的本来面目。可是这"本来面目"却成为他洞察古代社会的一道严重障碍，于是，他又不得不以主要的精力去对付那"鼓睛暴眼"和"难以接近"的古代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