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是个早负盛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政治家,他同甲骨和铜器这些古董打交道,是这次到日本之后才开始的。当他在上野图书馆借到罗振玉的《殷虚文字前编》时,感到"很幸运",可是打开一看,全是拓片,毫无考释,用他自己的话说,"除掉有些白色线纹,我也可以断定是文字之外,差不多是一片墨黑。"(《海涛集》)随后,他靠着罗振玉、王国维的《殷虚书契考释》,便迅速找到解读甲骨文的"门径","只有一两天工夫,便完全解除了它的秘密。"(《我是中国人》)再经过几个月的刻苦钻研,便写出《卜辞中的古代社会》(1929.9.20);接着攻读金文,又写出《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1929.11.7)。此二文均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老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探讨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是,展室中展出1931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第四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3月初版)。这书从封皮的背面起, 一共有六页的天地头和空白处,用钢笔摘录了《管子》、《荀子》、《庄子》、《史记》、《吕氏春秋》等典籍的资料,密密麻麻地约一千余字,主要是对旧说的订正和补充。这些在后来出版的本子里,大都以"补注"或"后按"的形式被吸收到书中去了。1947年郭老在本书"后记"中写道:"我用的方法是对的,但在材料的鉴别上每每沿用旧说,没有把时代性划分清楚,因而便夹杂着许多错误而且混沌",并指出:"好些错误已由我自己纠正"。1953年又在"新版引言"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史料苦于不多,而这苦于不多的史料却又包含着很多困难的问题。这就限制了我们所能获得的应有成果。对于古代社会的看法,在学者之间很难取得一致,主要的原因之一也就在这里。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是今天之我在和昨天之我作斗争。"联系到第四版上的那些摘记,郭老这一段话如实地反映了他在古代社会研究上由草创到成熟的历程。 郭老在解开甲骨文字之谜后,并不局限于文字本身的考证和训释,而是着眼于历史文化的研究。他把古文字看作是古代社会的细胞,通过它们来洞察古代社会的真相。继划时代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郭老研究古文字的著作一部接一部地出版问世,号称"鼎堂十种": 一、《甲骨文字研究》 1929年夏写于日本,同年8月脱稿。但苦于资料匮缺,一时不易写定,故于8月27日写信向容庚先生求援,并请容先生代谋出版处。容先生欲为介绍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郭老自比孤竹君之二子,耻食周粟,故不果。后经李一氓介绍,于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以手稿印行。原书由十七篇考释集成,分二卷。由于当时作者把殷代看成是金石并用时代和原始氏族社会末期,有些文字考释难免受到此一错误观点的影响。(此观点后来作者修正为奴隶社会)1952年再版时,由作者删去原著九篇,另加1934年的《释{K1CB10.JPG}勿》一篇,原序及两篇后记均被剔去。作者在"重印弁言"中说:"这些考释,在写的当时,是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改订本于195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此书写于1930年7月5日至29日。由十六篇考释所集成。分二卷。第一卷论殷末周初古文,第二卷论春秋时代铭文。1931年6月由上海大东书局以手稿影印。1954年作者略加删削,加上附录三篇。由人民出版社改版排印。 三、《两周金文辞大系》 此书作于1931年年初,最初拟名为《两周金文辞通纂》。郭老在致容庚先生的信中屡见有关此书的报告:"近撰《两周金文辞通纂》一书,已略有眉目。"(1931.2.16)"《金文辞通纂》大体已就,分上下二编:上编录西周文,以列王为顺;下编录东周文,以列国为顺。上编仿《尚书》,在求历史系统;下编仿周《诗》,在求文化范围。辞加标点,字加解释,末附以杂纂及殷文--全书之大体如是。上编颇难,也颇有创获处,惟所见有限,待兄援手之处甚多。"(1931.3.20)"弟近忙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原注:《通纂》改名)之謄录,《论庄子》一文尚无暇整理。《大系》近已录成,本拟先寄兄一阅,惟出版处催稿甚急,只得待出书后再请教。"(1931.9.9)"拙著《通纂》改名《大系》,已付印,大约于年内可望出版,书出后自当呈政。"(1931.9.27)从以上数信看来,《两周金文辞大系》当作于1931年1月至9月之间。初版于1932年1月由日本文求堂书局以十六开本印行, 封面与扉页均有作者手书书名,副题为"周代金文辞之历史系统与地方分类"。前有"序"文与"解题",后附"索引"。正文分上下编:上编录宗周文137器,下编录列国文114器。全书总276页。插图十三种、十七图,注云:"此书插图多得自燕京大学教授容庚先生之惠借"。可见容庚先生对《大系》的出版,实有促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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