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开创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怎样开创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是本次座谈会讨论的重点，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
    （一）如前所述，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相脱离是阻碍史学理论发展的一大障碍。那么，怎样克服这一困难呢？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认为，史学理论的研究是用来指导史学实践的，只有理论与实践发生密切的联系，善于发现和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并提到理论的高度加以概括，作出科学的回答，理论才能产生大的吸引力，使人们乐于将新的理论成果运用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去，然后反馈回信息，推动理论工作再向前进。
    刘国新（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认为，开拓史学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应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在充分肯定这十几年成绩的基础上，连续不断地深化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第二，让史学理论更多地与历史学各个领域相结合，与断代史或专门史相沟通。史学理论若不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仍然仅限于专业研究者，成为一种高层次小范围的沙龙理论，那么开拓新局面的进程将会缓慢得多。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实际，大而言之，应该是各个断代史中重要的或长期争议的问题，借助史学理论争取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有所创新；小而言之，则是对具体事件、人物、社会现象的解析。只有这样，理论之树才能常青。
    理论联系实际，不仅仅是包括历史学具体研究的实际，还应联系社会实际，与时代要求紧密相连。沈定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认为，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历史学的命运，它的现代化及其未来的发展和繁荣，是跟经济的普遍高涨和社会改革的时代潮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前无论是检讨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还是规划历史学发展的蓝图，首要的应该是对历史学与经济发展，史学理论与社会改革的关系进行再认识。舍弃或回避这样一种最基本的关系，不可能给历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条割不断的链锁。史学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必须建立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盲目的崇古与非古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在对西方文化的借鉴与批判方面也应作如是观。
    吴怀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认为，应重视总结19世纪以来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流传的历史，研究这些理论、方法对中国史学近代化产生的各种影响。更要注意总结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产生的重大作用，探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作的重大贡献。另外，还要对我国丰富的民族史学理论遗产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吸取其精华，作为发展史学理论的成分。
    邹兆辰认为，史学理论研究应包括四个大致的方向：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西方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外史学理论。下面还可以包括一些分支学科，如：中国古代历史哲学、中国古代史学思想、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当代西方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等。其中，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应该作为一个重点学科进行建设。
    （三）应当大力开展史学评论，目前这一工作尚较薄弱。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认为，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发展关系密切。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来看，大凡史学理论取得的明显成就，都与史学评论紧密相关。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史通》和《文史通义》了。这两部书所提出的一些概念、范畴和理论阐述，都是从总结以往的和当时的史学发展、历史撰述中概括出来的，其中包含着不少关于史学发展前景的理论性探讨。近年来翻译、出版的一些西方人的著作，也不能脱离史学评论来讨论史学理论问题。可以认为，要发展史学理论，不能不重视对于史学运动、史学思潮、有影响的历史著作的评论。离开了对活生生的史学运动的总结、升华，要发展史学理论是不可想象的。评论是广泛的，当前有两方面的内容似乎更重要一些。一是自本世纪初梁启超倡言"新史学"，尤其是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中国史学的理论走向；一是本世纪西方新史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在目前的演变。对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史学工作者做出马克思主义的概括和说明，并从中阐述出新的理论认识。希望《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能够牵头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例如，对一些有影响的史学理论著作，可否组织撰写、出版评论专著。
    （四）史学理论与研究实际相结合，是人们谈了多年的话题。然而，以怎样的方式结合，才不致使理论成为"玄学"，使具体研究成为"考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