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后期学者重新编修元史及元史研究新途径的开辟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生了激烈变化。严酷的社会现实，促使知识分子冲破乾嘉考据学的藩篱，转向经世致用。元史研究与边疆史地研究相并发展，形成为"道咸时学"（《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屠寄致缪荃孙函二十七）。"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十五），元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
    道光年间，徐松潜心于西域史地，企图重修元史，但未能竟其志。龚自珍作《蒙古图志》"于西北两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山川形势、源流合分，尤役心力"，可惜未及完稿，现仅存《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及序文若干篇，都收入在《龚自珍全集》中。鸦片战争后，张穆完成了《蒙古游牧记》16卷，这部书用很大篇幅考察了古代蒙古与近代蒙古之间的关系，做到了"既陈古义，又论今事"（祁{K1D201.JPG}藻：《蒙古游牧记·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张穆将《元朝秘史》15卷本，刻入灵石杨氏《连筠簃丛书》，并亲自撰写跋文，说："右《元朝秘史》译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从《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写出，二十七年复从仁和韩氏借得影钞原本，校对无讹，二十八年刻入丛书，六月十三日校毕。"张穆的校刻工作，使《元朝秘史》在清代学者中得到了较广泛的流传，拓宽了当时元史研究者的视野。
    清代后期学者中对《元史》全面改造重修的第一人，是鸦片战争时期的著名进步思想家和史学家魏源。魏源《元史新编》，酝酿于他受林则徐的重托，编撰《海国图志》之时。由于蒙古帝国地跨欧亚，元代疆域极为辽阔，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时，"牵涉元史，辄苦迷津"，于是取《元朝秘史》、《蒙古源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参以历代西域传记，图理琛《异域录》等书，"{K1D202.JPG}{K1D202.JPG}钩稽"，旁征侧出，"绘制了《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撰写了《元代征西域考》上、下篇及《元代北方疆域考》上、下篇（分别见《海国图志》卷三、卷三十二、卷五十六）。魏源自己把它们称之为"一图四考"。这就是他在晚年编写《元史新编》的基础和准备。
    《元史新编》的编撰，首先与魏源的爱国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鸦片战争后，沙皇俄国加紧了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形成了"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同上，卷七十一）的险恶形势。当时，不少爱国学者都注意到研究西北史地和元代历史，因为它对加强国防，守边御患，反击侵略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魏源对元史的研究与重新编写元史的工作，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展起来的。
    其次，是由于魏源晚年看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与元末农民起义时的形势很相似，而清代与元代又都是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核心建立的政权，它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感到探索元代的盛衰，以元亡为鉴，对于清王朝的振兴是有借鉴意义的。在《拟进呈〈元史新编〉序》中，他说："伏闻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可灭，史不可亡。……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而末造一朝偶尔失驭，曾未至幽、厉、桓、灵之甚，遂至鱼烂河溃不可救者，何哉？"他也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来撰写《元史新编》的。
    第三，是魏源不满于明修《元史》的"芜蔓疏陋"，希望能象欧阳修修《新唐书》、《新五代史》那样，"于旧史之外重加整理"，以期"后胜于前（拟进呈〈元史新编〉序》）。
    《元史新编》凡95卷，其中本纪14卷、列传42卷、表7卷、志32卷，除列传中《元末群盗》、《释老传》、《遗逸传》有目无传外，其余都还完整，此书魏源生前并未刊印，直到光绪季年，才由其族孙魏光焘刊刻出来。《元史新编》的史料，基本来源于《元史》、《元朝秘史》、《元经世大典》、《元典章》、《元文类》，并采用了《四库全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在当时西方史料尚未介绍过来的情况下，可谓征考繁博。他将原210卷的《元史》，改编成95卷的新编，而其记载之正确，又远胜于《元史》，真是"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李思纯先生在《元史学》一书中称赞他"发愤致力，全部改造，固不失为近代元史之大辂椎轮也。"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在《元史新编》中，魏源对民族问题高度重视。他认为元朝开国之初，民族歧视并不严重，如：元太祖、太宗时以耶律楚材为相，元世祖时又以史天泽为相，"亦非以汉人为不可用。"而这些人，对"有元一代纪纲"的建立是有贡献的。所以元初能所向披糜，征服广大地区，建立起大一统的元王朝，正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则胡越一家，不公则肝胆楚越。"元代统治在全国确立后，采取了民族歧视政策，将人分为四等，"中叶以后，台省官长多其国人，及其判署不谙文义，……不得已始取汉人、南人以为之佐。……至于进士科举，罢自国初，中叶屡举屡辍，动为色目人所掎摭。顺帝末年，始一大举行，而国将亡矣"（《拟进呈〈元史新编〉序》）。魏源在鸦片战争中，目睹抵抗派首领、汉族大臣林则徐、邓廷桢被排斥，而祸国无能的满族大臣琦善、奕山之流却被重用。他对元代民族歧视的指责，显然是有感而发的。他认为："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塞外有中原，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百代之殷鉴也哉！"（同上）他希望清政府能吸取元代因民族压迫过于严重而覆亡的教训，调整民族关系，缓和满汉矛盾，来对付日益加剧的内忧外患，其用心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魏源能看到世界的大势，是当时最早注意了解世界情况的史学家。晚年，他以元代有关的各种记载，"更加《海国图志》中所载英夷印度之事"，来考订元代西北地理（《元史新编》，卷首《凡例》），发现了他的伏枥之志。虽然这部晚年之作不免粗疏，但在近代元史史学研究上仍有开山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