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包括思想和学术的历史，都是人类世代的延续和交替。“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①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一个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任务。生活于清代乾嘉盛世的章学诚，在学术事业上，自然深受数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薰陶，有其深厚的学术渊源。弄清这点，对剖析章学诚的思想很有意义。
    章学诚深受中国传统经史之学的影响，认为：“学问大端，不外经史。”（《章学诚遗书》卷九《与乔迁安明府论初学课蒙三简》，以下引此仅注篇目）他以道喻经，以器比史，以道不离器、器不离道的辩证关系类比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他是一位史学理论家，也是一位经学理论家。他的史学理论和经学理论相为表里。经学，自两汉至明清，“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章学诚生活的乾嘉时期，汉学盛行，宋学仍被当权者奉为学术正宗，汉学务实学，尚考据；宋学言性理，尚议论。各持一隅，互相交攻。宋学中又有朱陆门户之争的余波，孕育章氏思想的江浙一带在学术上尚有浙东、浙西之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他主张“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浙东学术》）。章学诚的学术态度是力避门户之见，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究其学术理论，有倾向于汉代古文经学的内容，有宗仰宋明理学的内容，亦有继承浙东学派的内容。反映了他学术上既博采众长，又推陈出新的综合、创新的学术路数。
    一、倾向于古文经学
    在汉学和宋学之间，章学诚对汉学的批评较为多些，一个非常明显的客观原因是他生逢以汉学为旗帜的考据学风靡士林。主观原因是他宗仰宋学，治学讲求义理，因而不赞成为考据而考据的所谓“汉学”。清代的汉学与两汉的经学有联系又有区别，自不可混为一谈。清代的汉学盛行于章学诚生活的乾嘉时期，其卓越贡献在于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学术领域，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作了一次总结性的整理，其突出特点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弊端是繁琐，不求义理。两汉经学，是关于五经的学问，其中既有考据训诂，也有义理。
    西汉盛行的经学，由五经博士官典学。所守经书，是用西汉通行的隶书写成的，是为“今文”。后来，西汉之前散在民间和藏在孔壁中的经书逐渐被发现，这些经书是用汉以前的古籀文字写成的，在汉代学者的心目中，就是“古文”经书。古文经书与今文经书的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书籍有不同，书籍中的意义有大不同。因此，学统不同，宗派不同。西汉末年，刘歆提议立古文经学博士官，从此古今文经学壁垒森严，直至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混同古今文的家法，延续二百多年的古今文之争渐趋平息。但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基本观点，尤其是尖锐对立的观点，后来的学者不可能兼收并蓄，必然有所取舍。对于经书和圣人的认识问题是古今文经学对立的根本问题，在根本问题上，章学诚取了古文经学派的观点。
    今文学派崇奉孔子甚于周公，尊孔子是受命的素王，认孔子是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孔子为托古改制。古文学派崇奉周公，尊孔子为先师，认孔子是史学家，以孔子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章学诚认为可以用“学周公”之一言以尽孔子。他说：“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原道》上）又说：“集大成者，实周公而非孔子。孔子虽大如天，亦可一言而尽，学周公之外，更无可言。”（《与陈鉴亭论学》）章学诚不仅一再强调孔子学于周公，而且明确表示不赞成对孔子的迷信崇拜。他认为孔子有德无位、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原道》上）他分明不承认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他批评“宋人推尊孔孟，多不近情”，“不知圣贤之实，务以空言相高”，因而玄之又玄，圣人成了一个“神天之通号”，仿佛圣人“一咳唾而备四时之气，一旋便而关天下之安，一动而可备百王、片言而可该万典”，如此则入于缥渺玄虚，翻觉不近人情，孔子听了也未必“果惬于心”。那些认为孔子贤过尧舜、百王不当孔孟一，六经不抵《论语》、《孟子》之片言，“加年”一章，可以蔽《易》，“无邪”一语，可以废《诗》，“钟鼓玉帛”可扫礼乐，“知我罪我”可废《春秋》，“《武成》取二三策”可以无《书》，这类见解，“必至太极归于无极，不容一字留于人间，咸阳之焚，不如是之甚也”（《淮南子洪保辨》）。章学诚对盲目崇拜孔子的讥议表现了他的非凡的科学精神，联系他对周公的崇奉，可作为他倾向古文经学的佐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