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评价朱学“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朱学的传人“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通经服古之博雅和学求其是之风尚是章学诚所推重的浙西之学的优长。
    章学诚对浙东学术作过历史的分析，他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邵与桐别传》）南宋有唐仲友、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等。这些学者的共同之点是将史学与经学义理并重，反对空言义理，主张史学经世。叶适曾说：“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水心文集》卷十二《徐德操春秋解序》）他还说：“订之理义，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吕祖谦认为读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东莱文集》卷十九《杂说》）。治经必兼治史，史学以经世为旨归，这是浙东学派的优秀传统，也是章学诚努力发扬光大的学术思想。
    清代的浙东学者，黄宗羲为开山，万斯同、全祖望是其中坚，邵晋涵和章学诚同为殿军。梁启超曾说：“浙东学风，从梨洲、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清代浙东史学的基本精神是经世致用。经世致用本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浙东史家主张史学经世，是对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但是，联系明末空谈义理的学风流弊，联系乾嘉学派不讲义理的学风特点，浙东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则在宋明理学和乾嘉朴学的反衬之中显得光彩夺目了。黄宗羲视史学为经世之业，他认为，“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南雷文约·补历代史表序》）。他将修撰《明史》看作“报故国”的手段。万斯同参与修撰《明史》，宗羲一再叮咛勉励，认为“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辈之手，勿使淆乱。白衣从事，亦所以报故国也”（转引自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他认为史学对大奸大恶有惩创之效，“苟其人之行事，载之于史，传之于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是亦足矣”（《南雷文约·地狱》）。万斯同“常欲讲求经世之学”。他心目中的经世之学不是“因时补救”的所谓“经济”，而是“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烂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与从子贞一书》）。万斯同以史学经世致用的抱负是寻常的文史书生所不能企及的。全祖望以“征文征献”寄托眷恋故国的情怀，借史学表达政治思想。他曾说：“故国乔木，日以陵夷，而遗文与之俱剥落，征文征献，将于何所？此予之所以累唏长叹而不能自己也。”（《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五《雪交亭集序》）他的史学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强调史书的真实性，认为“史以纪实，非其实者非史也”（《鲒埼亭集》卷二十九《帝王在房州史法论》）。他评述历史人物时“不敢有溢词，亦不敢没其实”。经世思想与直书理论相结合而形成了清代浙东史学的鲜明特色。
    章学诚继承并发展了浙东学派的史学思想。他明确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如果学者不懂史学经世，则“不足言史学”（《浙东学术》）。学诚由史学扩展到文史学术，倡言“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与史余村》）。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他认为学问经世，文章垂训，也应该象医师之药石偏枯，视世之寡有者而为之。章学诚的史学经世的理论比他的浙东前辈们更系统，更富有哲理。他主张学术期于明道，由明道而经世。他继承了浙东史学乃至全部传统史学秉笔直书的理论，发展成为前无古人的史德理论。他的史学理论直接继承浙东史学，同时也吸取了浙西学派服古通经、学求其是的优长。
    综上所述，学诚学术既受汉代经学的薰陶，又受宋明理学的影响，尤其是继承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成为浙东史学的殿军，博采诸家而有所去取，因而在乾嘉时期汉学兴盛宋学仍然被奉为学术正宗的背景下，他能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之言，成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他的史学理论达到了中国封建时代史学理论的高峰，其间是非经验，是很值得我们给以总结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