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章学诚平生最推重的学者为数不多，邵廷采是其中之一。邵廷采是邵晋涵的从祖，浙东史学家，刘宗周的及门弟子，王阳明的再传弟子。章学诚认定邵廷采“著《思复堂文集》，发明姚江之学”。姚江是王阳明的别称。章学诚推尊《思复堂文集》“五百年来罕见”（见《邵与桐别传》及所附贻选按语）。此可见章学诚对陆王后学的私淑之情，此可证章学诚对陆王学派的宗仰。
    其三，朱熹认为：“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不过亦审利害之算而已。”（《朱文公文集·答赵几道》）他还批评当时的浙江史学家“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史迁杂驳之书钻研推尊”（《朱子语类》卷一四四）。朱熹的上述论断本是为批评当时的浙江史学家如唐仲友、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等人而发。意在说明经学可以明义理，史学则粗疏浅陋，不足以明义理。此后朱陆后学交攻，王阳明则提出“六经皆只是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传习录》卷一）。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史学所以明道”的理论正是对王阳明的宗仰，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朱熹唱了反调。
    综上所述，我认为章学诚在对宋学的态度上，其基本点是宗陆王而兼取朱学之长。
    三、继承浙东史学思想
    宋明理学对清代学术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清代学术已非宋明理学的余绪。清代学术有区别于宋明理学的鲜明特点。首先，宋明理学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界吸取了宋明理学的思辨内核，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并且影响了整个清代思想界，使清代的思想从根本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其次，宋明理学的后学在学风上以束书不观、游谈无垠为特征，清代学者一反晚明的学风流弊，提倡实事求是，主张经世致用。因此，我们必须把章学诚放在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分析他的学术渊源。
    孕育章学诚的江浙一带是清代文化的重心。近人蔡冠洛编著的《清代七百名人传》，共收有清一代政治、军事、实业、学术、艺术、革命党等各色人物714名，其中江浙两省占246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该书所收的146名学术名人中，江浙两省占90名，接近三分之二。
    江浙文化，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清代表现出浙东、浙西之分。浙东、浙西的地理区划由来已久。北宋时江浙一带划属两浙路，南宋又将两浙路析为两浙西路和两浙东路。两浙东、西之分，大致以浙江下游的钱塘江为界。元朝置浙江行中书省，明朝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清朝因沿明制。人们习惯上称钱塘江之右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为浙西；钱塘江之左的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一带为浙东。一方地理有一方人文特征。章学诚分析两浙的学术风尚时说：“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浙东学术》）他认为清初顾炎武是浙西学派的代表，黄宗羲是浙东学派的代表。就两浙学术渊源而言，他认为“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他在《朱陆》一文中分析了从朱熹至顾炎武和阎若璩的渊源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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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浙东学术》一文中分析了陆王与浙东学术的渊源：
    陆九渊→三袁→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