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漫长过程。把“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认识，简单等同于唯物史观--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史学界最初的理解之一。这种理解长期以来支配着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众所周知，这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模式的提出，主要是以西欧历史的经验事实为基础的。因此，运用这种模式研究中国历史就产生了攸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会不会因此导致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或会不会因强调“世界历史的一般性”而削弱、冲淡乃至淹没、取消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应该说，这种情况在本世纪30年代特别在前期是严重存在的。但从3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进入40年代后，中国史学界却由原来主要对“一般规律”的阐述转为侧重对中国史特殊法则的探讨，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一书，更把这种对特殊法则的探讨推向当时所能达到的极限。这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动之一。
    一
    3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界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史的特殊性，决非偶然。据艾思奇观察：“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那就是“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的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的特殊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而这种“国情论”的“叫嚣声音最高而最露骨的时候，是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因为这时无产阶级的政党“开始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了”。反动派为了“反共”，就更加强调中国“国情特殊论”，①以说明“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埋葬刚刚兴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而“大革命”的失败，又似乎证明了这些国情论的正确。因此，清算反动分子的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普遍性、有效性，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这就是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们在社会史论战中，强调“人类历史发展一般性”的直接理论背景。
    1929年9月，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 针对“中国国情特殊论”，提出了一些广为人知的论点，这就是：和西欧相比，中国的“国情”没有什么“特殊”，中国的“社会”没有什么“不同”，中国的“历史”、“思想”、“传统”也没有什么“两样”，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演化序列“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中国的西周，“刚好如古代的希腊罗马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奴隶制的国家”等等。全力强调、论证世界各地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同一性，不仅是郭沫若个人的看法，而是所有在30年代前期崭露头角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征，尽管他们在强调程度上有些细微的差异。
    正如后人所看到并一再批评的，30年代前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论证中国历史的“合法则性”时，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煞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在运用历史规律解释中国历史时，完全否认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的差别和不同。毫无疑问，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在批评这种过于强调“一般性”的倾向时，却忽略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这就是这一时期的史家，把马克思“大体说来”那段话完全误解为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身了。30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理论弱点不在于漠视“特殊”，而在于这种误解。因为他们忽视、抹煞历史的特殊性就直接导源于这种误解。郭沫若之所以把中国历史西洋化，就在于他认为原始共产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是“社会发展之一般”。②吕振羽、翦伯赞、邓云特无不这样认为。既然如此，中国历史这个“个别”当然就不能与人类历史的这个“一般”相脱离了。可以想象，如果当时他们不把奴隶制的有无当作唯物史观的存废，那么他们就不会那样强不同以为同，乃至拿着放大镜去找奴隶了。换句话说，也就没有必要忽视乃至抹煞中国历史的特点了。
    把“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等同于“史的唯物论”，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误解，也是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误解。他们当时也大都持有这样的信念：只要说明中国不存在奴隶制，也就说明了“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前提下，承认不承认这“几个时代”，特别是其中的奴隶制，已经成为承认不承认“史的唯物论”的问题，已经成为承认不承认人类历史有一般规律的问题。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郭沫若等在批判“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论”时，走向完全否认中国国情、否认中国历史确有其特殊性一面的极端才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从30年代后期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也已明确认识到他们前一阶段存在的问题，并开始朝着承认、肯定乃至强调特殊性的方向前进。
    从完全否定中国史的特殊性，到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肯定这种特殊性的存在，是30年代后期中国史学界的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是从苏联学者把亚细亚生产方式重新解释为奴隶制开始的。1934年，苏联的科瓦列夫提出，在上古的东洋，“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的变种”，并强调指出，这种奴隶制具有种种亚细亚特性”，但这种特性又不能“动摇奴隶社会的规律性”。在这里，科瓦列夫第一次提出了奴隶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③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等又进一步阐发了科瓦列夫的见解。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