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这一认识，格外强调研究“特殊”，强调把西洋的“古代法则中国化”，是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一书开宗明义揭出的主张。
    在本书的《自序》中，作者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三大原则。第一，“是首先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而目的是“不可把‘古典的’和‘亚细亚的’看成一件东西，在一般的历史规律上，我们既要遵循着社会发展史的普遍性，但在特殊的历史规律上，我们又判别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具体到中国古代社会，要着重说明它和“希腊城市国家有哪些不同之点”。第二，是“谨守着考证辨伪的一套法宝”，以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用历史资料来考验方法论。第三，是“把中国古代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从一般的意义上看，这是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从引伸发展上言，这是氏族、财产、国家诸问题的中国版延长”。总之，这三大原则围绕着一个中心：探讨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把研究的重心从一般转移到特殊上来。
    从重新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侯外庐明确提出了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多线论，从而为论证文明起源发展的东方道路、东方途径、东方模式的存在，奠定了巩固的理论基石。这是这一时期历史理论研究中的最大收获。
    在他之前的中国史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最流行的解释，是科瓦列夫的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在东方的变种论。比起郭沫若把这一生产方式定性为原始共产制，这一解释前进了一大步。因为按照郭的理解，就意味着东洋文明从一开始就与西洋文明相同，排除了特殊性；而科瓦列夫的解释则说明，东洋文明至少在起点上与西洋文明有差异。但是，科瓦列夫的变种论是从承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是“标准”、“正宗”、“一般”为前提的，这就等于说，中国的所谓不同、所谓特殊不是本质上而是形式上的。侯外庐突破了这种解释，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是“平列”、“并立”的早期文明体系，其间的差异并不是表现在若干形式上，而是根本内容上。他指出：亚细亚的和古代的，“都是完全的奴隶制”（24）“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的路径”。（25）是“两种并立的路径”，（26）是“古代的平列体系”，（27）是两条平行的文明道路。他的根据是，从氏族公社发展到“文明世界的路径是多样的”。（28）也就是说，“古代文明的路径有好多种”，而亚细亚的“不过是各种路径里面的一种具体路径罢了”。（29）仅就被人们认为是一般规律的西方文明的产生而言，他认为“‘古典的古代’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路径”，而且，“这古典的典型，严格说来，只有希腊”，（30）除此之外，还有罗马式、日耳曼式的路径。这“三种路径”，还仅是“古代西洋的实例”。（31）他据此批评郭沫若说，“郭氏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论根据，仅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的前半部，却忽视了后半部希腊、罗马、日耳曼三个类型的国家成立底基本材料”。因此，“郭先生的缺点，其中有一个便是等视西周与西洋的古典”，把这两种本来不同的文明看作一模一样。（32）
    看得出来，侯外庐提出的东西奴隶制是两种“平列体系”、“并立路径”论，是对“奴隶制一般论”的排除，尽管对侯外庐来说这可能是不自觉的。因为这意味着，历史的发展、至少是奴隶社会，没有什么“通例”、没有什么“一般”，更没有什么“标准”，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多线的，哪一条线都不是标准、一般、通例。东洋奴隶制的特殊性，不在于他具有若干特殊色彩，而在于他从里到外都是特殊的。也就是说，西洋的奴隶制与东洋的奴隶制，相对于对方来说，都是特殊，都是个别，不能用一个来包括另一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的只是特定地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国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自有不同于西方的起源、不同于西方的路径，不同于西方的形态。人们可以以西方文明的起源路径为参照、为背景，但不可以这种起源路径为“一般”、为“通例”。
    侯外庐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东西文明起源的殊途论，而且具体地说明了中国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是如何起源的，有哪些特殊的法则。这就是说，他还深入揭示了东西文明起源的不同所在。
    在侯外庐看来，就文明的产生而言，“如果我们用‘家庭、私产、国家’三项来做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庭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庭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33）“前者便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34）也就是说，从氏族、财产、国家的起源三方面来看，中国都有自己不同于西方的“路径”。例如，氏族组织的解体是希腊文明产生的前提，而东方的阶级社会却完整地保留着氏族制度；进入文明社会后，西方是以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中国仍然是以氏族来划分它的国民（地域国家在秦汉以后才出现），等等。他强调，上面这些问题，是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时，“应该专论的特殊规律”。他说，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来具体研究每一个问题的起源路径，“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在他看来，当时的史学界已经到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