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大体说来”那段话是不是就没有指导意义了呢？不，它完全可以运用到对其他地区人类历史的研究中去，但只具假设的价值；它完全可以用作说明其他地区历史的一种解释模式和理论框架，但是它必须接受研究对象和经验材料的检验。作为一种假设模式和框架，它和其他任何假设、模式和框架一样，可能被全部证实，也可能得到局部调整和修正。这就是说，相对于其他地区，它表示的只是一种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它只是一种领导人们去进一步研究历史的引线，而不是一双无论如何都必须穿进去的铁鞋。
    “大体说来”那段话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的“一般”而得不到纠正，其原因除了把它误解为唯物史观外，还有西欧中心论在作怪。有学者认为，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的研究，主要是18、19世纪西欧的历史学家进行的。他们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根据西欧的历史，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总结出一系列定义、概念，描绘出该社会的特征，成为日后认识这些社会的“标准”。“毋庸置疑，这些标准，都是以西欧为根据的，对于广大的亚、非、美洲地区的历史，当时的西欧学者既不了解，又夹杂一些偏见和轻视，一般都以为它们是一种特殊社会，并非历史的主干”。（37）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典型。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的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上认识历史的客观规律，并具体论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这些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可是他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因袭了西欧中心论，仍是从西欧为“主干”、为“典型”、为“正宗”、为“一般”，而以东方为“特殊”、为“化外”、为“变种”、为“早熟”。中国文化大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苏联史学的延伸和移植，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自然十分广泛而深刻，把“大体说来”那段话作为“普遍的历史规律”来看待，大概和这种影响是分不开的。
    注释：
    ①见《论中国特殊性及其他》，1946年辰光书店版，第68页。
    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1年群益出版社版，第3-8页。
    ③转引自何干之著《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翻印本，第58页。
    ④同上书，第64页。
    ⑤在《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一文作者看来，把“特殊”这一范畴引入历史研究中来，好象是80年代以后的事。该文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⑥引文见该书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13-14页。
    ⑦《历史哲学教程》再版本，第40-41页。
    ⑧同上书，第25-27页。
    ⑨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学习生活》10卷5期，1943年5月1日出版。
    ⑩见上引翦著第27页。
    （11）金灿然：《〈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1941年12月13日、14日《解放日报》。
    （12）吕振羽：《怎样研究历史》，见《中学生》杂志，第42期，1941年4月出版。
    （13）如反共理论家叶青在抗战期间重弹国情论者的老调说：“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请共产主义离开中国吧”。见《中国政治问题》一书，第23-24页。
    （14）见《历史哲学教程》第183页、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41-42页处对郭沫若的批评。
    （15）《历史哲学教程》第183页处对郭沫若的批评语。
    （16）《中国古代社会史》1949年8月沪初版《自序》。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8页。
    （18）同上，第788页。
    （19）同上书，第788页。
    （20）（22）稽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理论与现实》1卷4期，1940年2月15日出版。
    （21）艾思奇：《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述评》，《中国文化》3卷1期，1941年出版。
    （23）见上引艾文。
    （24）《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第1版第29页。本书为《中国古代社会史》的新版本，因翻检方便，凡与旧版本相同处，引文均据新版本。
    （25）（26）（27）（28）同上书，第29页；第26页，第33页；第24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29）（30）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版，第25页。
    （31）（32）同上书，第25页；第20页；第135页。
    （33）（34）同上书，第32页；第2页。
    （35）翦伯赞：《略论中国史研究》，是《中国史论集》〈一〉第3页。
    （36）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61页、435页。
    （37）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