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日学者的论点，使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这既不违背他们心目中的“历史的一般规律”，又顾及了中国的一些具体历史现象，他们很快接受了这一见解。这样，“特殊性”这一范畴开始引入中国的史学界。⑤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较早地意识到了中国奴隶制的特殊性问题，认为中国殷代的奴隶制是“亚细亚类型的奴隶制度”。是希腊罗马以外的“另一种范畴的奴隶制”。⑥在《历史哲学教程》中，翦伯赞指出，不仅“东洋奴隶制是奴隶的特殊变种”，实际上，“除希腊罗马奴隶制以外，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奴隶制，都是变种”，都是特殊。⑦吕振羽和翦伯赞在他们的论著中，还从理论上探讨了“特殊性”的地位，把对特殊性的研究，从对个别社会、个别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的把握，升华到历史哲学、一般哲学的高度。首先，在他们看来，历史发展的“一般性”本身，就内含着特殊性，指出：“所谓历史的合法则性”，既包括“一般的法则”，又包括“特殊的形势”。“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并不能把特殊性摒除”。⑧其次，他们认为，一般性必须用特殊性来补充自己。因为“所谓一般法则，只是在大体上近似地不完全的把变动中的历史现象反映出来，他并不能摄取现实历史中之无限丰富的内容”。⑨第三，“特殊性”还恰恰是把握各民族历史的关键。“历史的研究，不仅在探求一般法则，而且探求特殊形势”。而“特殊形势”“正是个别民族历史的具体内容的构成之重要契机”。“凡是毫不顾虑特殊诸关系而施出来的一般性的法则，结果一定会被我们观念论者牵引到抽象的结论上去的”。⑩
    需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这时虽然已经重视“特殊”，但并未忽视一般，而是仍在强调一般。因为这时他们依然认为这就是贯彻唯物史观，运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研究历史，也就是说，他们这时仍然把社会形态演进的那几个阶段等同于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等同于唯物史观。吕振羽是这样，翦伯赞是这样，《中国通史简编》的作者也是这样。后者认为，唯物史观的要点之一，就是历史“从低级的原始共产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达到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规律。（11）与以往不同的只是，他们这时已经认识到研究历史仅有“一般”不行，还必须重视“特殊”，也就是必须把握“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若过分强调一般性，就会流于公式主义，过分强调特殊性，就会流于多元主义”。（12）与30年代初期相比，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这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主要特征。
    如果说，他们这时强调“一般”，是对中国国情特殊论者的错误以及这种错误的新表现的继续清算，（13）那么，揭示和推崇“特殊”，这时则主要是针对着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僵硬的公式主义。如上面所说，用“一般”来清算国情论者错误是正确的。但反对这种错误并不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要在把握中国国情及历史特点的前提下进行。这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去清算公式主义的。（14）相对于前一时期来说，这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从轻视乃至抹煞特殊，到把特殊弄到与神圣的一般平起平坐的地位上来；从认为中国的奴隶制与希腊罗马一样“纯粹”，到终于看到前者仅仅是后者的“变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这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的理解大大前进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亦大大深化了，他们正朝着中国史的真相逼进。但是，把西欧历史的演进途径仍看作是“一般规律”，把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看作是特殊色彩，把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看作是正宗，把中国的奴隶制看作是“变种”，又将妨碍他们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使人们难以把握中国历史的本质。因为这并未走出使郭沫若陷于“全盘错误”的“公式主义的泥沼”。（15）只不过是把郭沫若僵硬得拐不过弯来--不承认有何特殊--的公式主义，调整为带有一定灵活性--肯定特殊的存在--的公式主义，而任何形式的公式主义都只能导致削事实之足，适公式之履。真正地、至少是基本上摆脱了公式主义的，是40年代才异军突起的侯外庐。
    二
    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及其前身《中国古典社会史论》，是抗战期间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在史学界结出的硕果。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研究，“是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16）
    在毛泽东看来，五四运动从思想方法上讲，是反对孔子的“宗教教条”的运动，是批判“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17）但是，五四运动打破的只是对孔孟的偶像崇拜，并未打破偶像本身。也就是说，人们这时虽然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了，但仍然用对待孔子的“宗教教条”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信奉的一家之说。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五四运动“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18）这就是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无视中国现状的特殊性，把中国革命的道路俄国化。这种洋教条反映到历史科学战线上，就是把中国历史西洋化，就是30年代前期的强调一般，抹煞特殊。毛泽东认为，整个思想界的这种现象，是对“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19）作为对这种“反动”的纠正，“学术中国化运动”逐渐形成。随着抗战的兴起，这一运动漫延开来，到武汉失守以后，“中国化”这个口号乃在这个运动的高潮中很有力的涌现出来。（20）整个中国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界的方向为之一变。这时人们醒悟到，“我们有自己的社会机构，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不是可以随便安上美国的头、英国的脚，要方就方，要园就园的”。（21）我们再也“不能象小儿学舌似地，专去背诵旁人的言语”了，“我们要‘中国化’”。（22）在这种“学术中国化”思潮的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更进一步向前‘联系实际’和‘具体化’的方向走过来了”。（23）30年代后期，中国史学界开始强调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与正在兴起中的这种思潮相呼应的，1943年出版的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致力于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性，更是这种思潮进一步深化在史学界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