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书在书目中的分布与演变
    政书问世之后，作为一种新的史学体裁和文献类型，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由于当时书目中尚无“政书”类，故从唐代至清代，政书在书目中的位置一直飘忽不定，在史部与子部各类中来回游弋，如《唐会要》，《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均入子部“类书”，《宋史·艺文志》入子部“类事”，《玉海》、《直斋书录解题》入史部“典故”，《文献通考》、《经籍考》入史部“故事”。此外象《唐典》入“杂史”（《新唐书·艺文志》），《太宗文皇帝政典》入“仪注”（《旧唐书·经籍志》），《汉官旧仪》入“职官”（《直斋书录解题》），《五代会要》入“起居注”（《通志·艺文略》），《唐律疏义》入“政刑”，《盐政志》入“掌故”（《述古堂藏书目》），《通志略》入“史钞”（《孙氏祠堂书目》），如此等等，真是各自分类，莫衷一是，令人无从把握。
    尽管目录学家和史学家们仁智异见，把各种政书列入上述各类，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以“故事”类为例，早在梁阮孝绪时，其所撰《七录·纪传录》下就没有“旧事”部，以后各种书目或称“故事”、“典故”。《隋书·经籍志》旧事类序云：“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春秋传〉曰，‘吾视诸故府’，则其事也。……汉时，萧河定律令，张苍制章程，叔孙通定仪法，条流派别，制度渐广。……施行制度者为令，品式章程者为故事。”明焦竑《国史·经籍志》故事类序亦云：“盖赋事行刑，必向遗训而咨故实。”清章学诚《史籍考总目》的“故事部”的分类则更为清楚，其部下细分为训典、章奏、典要、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官曹等10类。由此可见，“故事”（旧事）类所收文献大多与典章制度有关，这些文献大都由熟谙典故的{K1CA02.JPG}绅之士撰而录之，以济时无故典之不足，成为旧时统治的借鉴。由于类书多分类辑录百科资料，与政书以类纂述的体例有相似之处，所谓“书以类事”，（18）此之谓也，在政书尚无确定类目可置时，人们自然地将政书的形式同类书联系了起来。另外，“别史”之立目，其旨是“以处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者”。（19）郑樵《通志》之所以入“别史，”是因为《通志》是一部仿《史记》而作的纪传体通史，而《四体全书总目》对《通志》又颇多贬斥之辞，反映了史家对《通志》地位的看法。实际上，《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郑樵谓：“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20）
    在古籍书目中，除了故事（典故）、类书（类事）、别史外，仪注、起居注、职官、史钞、刑法等类也多与典章制度有关，这些类目互相之间也有相近相通之处。所以在政书立目之前，典制体史书多散见各类，呈现出互相交叉，混杂不一的局面。
    延及明代，随着政书类文献的不断增加，暂入各类的权宜之计已不能适应文献发展的要求。《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序云：“考钱溥《秘阁书目》有‘政书’一类，谨据以标目。”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影响较大，后之学者多承其为说。（21）这显然是疏于考证。《秘阁书目》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目录类存目中有记载，其书现已不存，其内容不得于知。但在《秘阁书目》前后，明代尚有三部官私书目设有“政书”类，即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等人所编之《文渊阁书目》，成化七年（1471年）叶盛所编《菉竹堂书目》，嘉靖年间晁瑮所编《宝文堂分类书目》。（22）其中《文渊阁书目》卷十四“宿”字号下列有“政书”类，其中多职官和邦计文献，但历代会要和三通仍置于卷六“史附”类和卷十一“类书”类，《唐律疏义》等则入“刑书”类。《菉竹堂书目》、《宝文堂分类书目》中“政书”文献的布局，大率本之《文渊阁书目》，只是历朝会要之上，《菉竹堂书目》以“经济”名类，《宝文堂分类书目》以“史”名类。尽管如此，《文渊阁书目》等是历史文献发展史上最早立“政书”类目的书目，表明自明代开始，政书文献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明代还有几部书目值得一提。如明赵琦美的《脉望馆书目》，其史部中细分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类，为《四库全书总目》以六官所职类分政书的雏形。又如，明陈第的《世善堂书目》于卷上史类立“典制”目，基本上将各类政书汇于一目，虽有“类编”类，但仅录类书，其书目虽无“政书”名，但“典制”与“政书”是异名同实，而且，其在《四库全书总目》之前，能将典制体书籍集中起来，体现了作者对此类文献的认识和重视。从历史上看，政书收录比较齐全、分类比较细密，且明确设立“政书”类目的古籍书目，要数《四库全书总目》为最早。其类序云：“志艺文者有故事一类，其间祖宗创法，奕叶慎守，是为一朝之故事。后鉴前师，与时损益者，是为前代之故事。史家著录，大抵前代事也。《隋志》载《汉武故事》，滥及稗官；《唐志》载《魏文贞故事》，横牵家传。循名误列，义例殊乖。今总核遗文，惟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于斯类。以符周官故府之遗。至仪注条格，旧皆别出，然均为成宪，义可同归。”这样，原来散见于各部类的典制体图书终于名实相符，同归于“政书”名下。（23）这不仅反映了典制体文献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也体现了人们对经济政治制度文献的重视，也有利于此类文献的检索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