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而论之，政书的类型以《四库全书总目》六类为准，以后的书目只是在这一基础上有所损益。但今人柴德赛的的分类却与众不同，他认为，政书中“象《通典》、《文献通考》等是把古今制度联系起来讲的；象《唐会要》、《五代会要》等是把某一朝制度分类编纂的；象《大明会典》、《大清会典》等是把当时制定的原文件汇集成册的；还有专讲某一部分制度的档案书籍，象《唐律疏义》、《大清律例》等。”（32）
    政书的范围是同政书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古籍书目的意义上，政书自有它特定的范围，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所收录的范围，但不应受此局限。因为首先，其范围受到了其他类目和传统分类的制约，如《唐六典》、《历代职官表》入“职官”类。其次，其范围受到作者认识的影响，如将《通志》入“别史”类。但我们不能对《四库全书总目》过于苛求，把该书目原归于职官类或其他类目的政书也归到“政书”类中去。因为古籍类目是依据古籍的实际情况设立的。《四库全书总目》如同衣服，古籍文献如同身材，量体裁衣，穿上去正合适。我们应该尊重古籍书目本身的联系，以今天的认识和标准去重新确定政书的范围，是不合适的。但研究政书，完全可以把散见于故事、典故、职官、类书等类目中的有关典制体图书集中起来。至于古代典章制度的检索与利用，更可以从愈加广泛的角度去考虑。
    四政书与类书的区别与联系
    政书与类书都是中国古代主要运用分类法编纂的资料工具书。类书的起源要早于政书，在《旧唐书·经籍志》中，丙部子录第15家即为“类事家”。政书虽起源于唐代，但一方面文献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故政书独立成类是明代的事情了。在政书尚未设类的情况下，人们把政书分入“类书（类事）”类，其原因无非是即近就类。这在古籍书目中不无先例。如《汉书·艺文志》中，《史记》入“春秋家”，《尔雅》入“孝经家”，均属此例。但政书与类书均以分类法编纂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并不反映两类文献的实质。总的来说，政书与类书是形似而神不相似，两者有以下几点不同。
    首先是内容不同。胡道静先生认为：“类书辑录的资料，一般都不是单门、单类的专题性质的，而是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的。”（33）所谓“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34）无论是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还是诗赋文章、俪词骈语，均一并收载。《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序认为：“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这恰恰说明了类书内容的广泛性，即具有百科资料，汇编的性质。而政书则仿《周官》之法，“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为范围，于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赅，是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书籍。
    其次是编纂方法不同。虽政书与类书多用分类法，但类书多辑录原始资料，不加改动，按类堆砌，为纯粹的资料汇编。而政书则不同，以《三通》为例。《通典》每类均有序论，不乏精辟的见解，如论“选举”云：“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体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反映了作者对以赋取士的看法。此外，《通典》各类中常有小注，极有用，不仅解释文义，也是补充并考订材料。（35）《通志》纪传部分虽多损益旧史诸文而成，但其二十略则体现了其史学的卓识，大大丰富了文史化的内容，象《氏族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中都体现了作者有关历史学与文献学的独到见解。《文献通考》不仅在类目的序次与材料取舍方面发展了《通典》、《通志》的体例，而且时下按语，所谓“其载诸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之后焉”。（36）《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其“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37）这些都是类书所不具备的。除《三通》外，其他政书也大多对原始资料进行了加工、改编、分析、阐述的功夫，体现了编者的主观性，与类书的客观性有所不同。许多政书成为史学上颇多建树的划时代巨著，其编纂的难度远在类书之上，自然不是徒资记者的类书可以与之等量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