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编纂目的不同。类书起源于魏晋，其时文士撰述讲求字句之工，俪辞盛行，用典征事之风大畅，“其或强记不足，诵览未周者，则乞灵抄撮，效用謏闻，期以平时搜辑之勤，借祛临文翻检之剧；故网罗欲工，组织欲工，类书之体，循流遂作”。（38）类书至唐宋而盛。其时以科举取士，读书人因科举对策作文章便于检寻，故多作类书。《四库全书总目》《南朝史精语》提要云：“南宋最重词科，士大夫多节录古书，以备遣用。”《源流至论》提要又云：“自宋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种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而政书的编纂，是考历代之制度掌故，申古今宪章法规，总天下之大学术，“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鉴”，“将施有政，用义邦家”。（39）“国有大典，朝有大疑，于是稽以为决，探以为验，使损益废置之序，离合因革之原，不得广询博考，一开卷而尽见。此会要之书所以不可废也。”（40）
    第四是所属类目不同。自明代开始，政书多列于史部，类书多列于子部，在一级类目中已各属甲乙，可见两者有较大的差异。即使是明代以前，政书尚无固定类目时，陈振孙对一些书目列政书于“类书”类已不以为然，他认为：“凡通典、会要，前志及《馆阁书目》皆列之类书。按通典载古今制度沿革，会要专述典故，非类书也。”（41）于是陈振孙将政书列于“典故”类。至于故事、职官、别史、杂史等类目，毕竟是在史部的大范围之内，与子部所属显然不同。
    第五是咨询对象不同。文献检索中，一般都确立某些咨询的主题作为检索对象，如赵国璋、朱天俊、潘树广等人所编《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一书就把咨询对象分为古今图书、报刊资料等十三类。（42）从类书来讲，其多用于查找百科知识、诗文引语、典故骈语等。而政书多用于查找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向读者提供文化史、学术史的资料。
    许多研究文史工具书和社科文献检索与利用的著作，将政书与类书混为一谈，把政书看作是专科性类书，或将政书归入类书的范围，（43）这显然是因为过多地注意了两者表面的形似而忽略了两者本质上的神不相似。这不仅违背了典制体文献发展的趋趋，不符合政书特征，而且降低了政书的价值，也不利于政书这一文献源的开发与利用。
    五政书的工具书性质
    工具书具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查考性和易检性。就政书而言，一般都具有这两个特点。政书由于内容广泛，且多档案原始资料，故查考的功能要强于阅读功能。如《唐会要》，“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即有查考之功用。同时，此书基本上由诏敕和奏议组成，从全书类目来看，大约有362个类目全部或主要由诏敕和奏议构成，这些内容占了全书80％左右的篇幅。（44）象这样的内容，显然是不适合系统阅读的。还有的政书成为第一手史料的检索工具，如《西汉会要》，即根据《汉书》中的纪、表、志、传等，分类加以编集，并注明出处，使《汉书》中散见于各篇卷的同一纲目的资料，汇于一处，从而成为按主题查检《汉书》资料的工具。政书的查考性还表现为有些政书具有手册指南的性质。如《宝文堂分类书目》政书类下收有《吏学指南》、《居官一览》、《教学须知》、《为政准则》等，《菉竹堂书目》政书类下收有《为政楷范》、《救荒活民为政准则》等。
    政书的易检性主要体现在它的分类体系上。如《十通》的均分为若干门类，其下更分列细目，体例以事类为中心，体现了分类主题的特点。虽博取群籍，但详而不烦，简而有要，颇便检寻。与《十通》相比，会要、会典的分类更为细密，如《唐会要》共立514子目，《元典章》立373子目，更方便了读者的检索。又如《唐律疏义》，全书分为12篇，每篇下逐条注解律文，“上稽历代之制，其节目备具，足以沿波而讨源者”。（45）另外，《文献通考》以“文”顶格，以“献”低一格，自有议论著一“按”字，眉目清楚，检查甚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