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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对社会变迁抱持一种“文化时差”（cultural lag）13的看法，认为思想与信仰模式总是落后社会其他方面（例如，生产、政治组织、法律关系）的变迁好一段距离。“这一个事实界定了自由主义的主要责任［……］，假如自由主义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的话。它最重要的工作是教育，以其最广之义而言”（l&sa42;f&c44-45,163）。那么，要改变不合时宜的思想与信仰模式得从哪里开始呢是什么思想信仰模式不合时宜、妨碍进步呢杜威把他的手指向传统西方哲学，特别是它整套的二元对立认识论。因此，杜威的民主计划始于对传统旁观者哲学的认识论和伦理学提出批判（第一节），然后，建立实验经验主义的知识和伦理（第二节），最后，提出他的立基于公众与科学的新政治观（第三节）。在最后一节里，我将顺着先前的脉络，讨论杜威对于自由主义的重建计划。一、认识论与伦理学的旁观者传统 和比他稍早的尼采与稍晚的海德格一般，杜威也对传统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与伦理学的形上学基础展开批判。但唯有杜威的反基础主义、反主体哲学结合了批判既存的社会理论，并建立一种激进的民主计划。第一次战后的统合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14的出现，其影响不只是在工商业的规模化和集中化，所及更是遍布人生的所有方面（ion58-65）。这种“统合现象”（corporateness）以及它所标榜的“大即是好”并不只是限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就连法西斯主义和“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都是统合主义的社会。这种新形成的相互依赖结构的发展及走向，已远远地脱离了个人以及在地的掌控。但是，既存的社会理论却还在早期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之下运作，不是宣称社会的整合靠共享之价值，个人自我为此价值之社会化对象，就是宣称社会有其自发（spontaneous）之秩序，个人则透过魔术般的市场机制整合在一块儿。这两类解释对于杜威而言，都是无救地落后于文化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且共用一个后设知识与伦理基础：旁观者理论。 知识的旁观者理论预设一个“知者”（knower）做为主体，观看冥想那作为客体的外在世界，而唯有后者才具终极绝对之真实性。在此前提下，纯粹的知分离于实践，并贬低后者。真理仅存在于先验之实在（the reality），而唯有观念能再现实在。理论因此被套上神圣的光环，追求的是精神性标的，例如，真理（truth）、道、太初、本源、终极目的……凡此都足备确定性（certainty）与固定性（fixity）的物质。另一方面，实践则被视为低下之从事，因为它的领域与对象为物质与身体，凡此都有因时地变异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特征，因而是表面的、虚假的、（趋于）腐朽的、幻觉的。对杜威而言，这般的区分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物质、灵魂与身体、本质与表象，是西方哲学传统的行货（stock-in-trade），可以系谱学地从康德哲学、功利主义、理性主义，一直追到古典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在这个二元对立下的知识，则是祛身体化的知识（disembodied knowledge），15知识生产要避开的就是欲望与需求。 那么，为什么这些哲学家要追求确定性呢原因即在于这样的哲学能够正当化哲学家钻到“纯粹思维”中-他可以一笔将充满不确定性的实际活动勾消为幻视（qfc5-6）。实际活动总是带着不确定性是因为，一方面，它总是在“个别化且独一的情境”中发生，另一方面，所有的现实活动都会导引出改变，从而带来不确定性（qfc6）。从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传统西方哲学中的旁观者传统和社会阶级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上等人才有办法四体不勤，终日进行理论思辨活动，那么从而将实际活动与工艺视为下等人或大众的活动，就毋宁是甚可理解的了。另外，杜威也从一个心理学的观点解释旁观者传统在知识史上的支配位置。他认为传统社会的人由于深深的苦于他的实际活动无法将大自然作有效规约，因而不得不从现实退却到理论思维。旁观者哲学就这一个特定意义而言，是有神学性格的，因为它回避了具体经验中的实际问题，遁入了彼岸或他世的自我超越。改为费尔巴哈马克思关于宗教的名言，同样也可以说：“旁观者哲学是知识阶层的鸦片。” 在旁观者传统的知识理论里头，实在（the reality）取得了超越的与非历史的地位，因而绝缘于人的实际活动之影响。因为“只有全然确定不变的才有可能是真实的”，所以人类的智能和这个实在的关系只是去观想它，而非改变它，因此而产生的知识必须是符映这个先验存有（antecedent being）或本质（qfc18），毫无经验与行动之成分；实际活动因而不论在理性论或是在感官主义的经验论（sen-sationalist empiricism）（都属于旁观者传统）中，都和被知物的建构无关。“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心灵’建构被知之物不是以任何可观察得到的方式，或是藉实际的、外显的、有时间性的行动，而是藉某种稳密的内部操作”（qfc19）。 因此，对于旁观者传统的知识理论而言，不只实在是确定不移的，人的主体性质也是确定不移的，心灵和自我不再有任何社会的、历史的性质，只是先验存有或终极原因（ultimate ca use）的不完美复制品。对于理性论者（如莱布尼兹）与感官主义的经验论者（如洛克），“反思性思想（reflective thought）--即运用到推论和判断的思考--并非创造性的……反思即是再制（reflection is reproductive）”（qfc88）。既然知识分离于实践，且不再以对我们具体地所经验到的真实世界的改变为目标，那么它就自身成为目的，而非以规约环境为目的（qfc238）。简言之，知识不是导向到生活经验中实际问题之解决，反而是为了正当化或证明存有（qfc238），概念则不是启发性工具（heuristic devices），而是实存之符映。同于尼采和韦伯，杜威批判概念的物化，并把整个“再现”的概念视为旁观者传统的重要构成。16 就伦理学的观点而论，将知识定向于先验存有的领域，是和一种退缩的、回顾的、依赖的人生态度相互契合（qfc217）。人对于他们所要知道的客体的掌握，只从他们自身行动与作为之外的来源去找，似乎他们自己的行动作为没有任何原创（authorship）或权威（authority）的位置--人的行动是无结果、无关痛痒的。知识的旁观者理论论定，人越是行动作为，他越是脱离于知识大道。沉思默想而非行动作为才是求知活动的精髓，正是因为它不牵涉任何和世界的互动。不是人开创知识，而是存在（the existence）通过人找到了它的象征性表达。因此，人仅是历史的客体；历史也者不是人的活动作为的历程，而是法则或理性（如理性主义者所说）的发现：人呢，则不过只是“感官资料”的被动接收者，如感官主义的经验论者所云。17康德哲学的综合命题也没有提供一个出路，因为知识仍然是主体化的知识。 理论和行动分离后的“行动”又是什么呢假如历史是先决地移向一目的，那么人的行动在此历史观下的位置何在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智识主义--先把理论搞清楚了，再按理论行动（但是严格说来，行动与否皆无关乎客观法则或理论之实现）。因此，行动只是一种粘贴于知的活动上的“机械性附件”。二是行动主义（或意志主义volitionism、决定主义decisioni sm），以爆发的情感、直觉、迷思、“本能”为行动之基础，决裂于它认为无关乎或甚而窒息行动的理论。因此，行动主义虽然是要打破旁观者理论传统在行动上的退却无能，但事实上只能算是“反旁观者理论”，是旁观者理论之镜象，而非旁观者理论之超越。不管是知识主义或是行动主义，道德生活和解决人们共同经验到的问题无关，只是一个“内在的个人态度问题”（qfc5）。 对于旁观者理论而言，像知识一样，价值也是和实践分离的；知识、价值和行动在具体生活经验中的关连性被拒斥掉了。通往价值的路唯有“纯粹知识”，实际的作为活动纯属无关。因而，作为价值的真理（the truth）、良善（the good）、壮美（the sublime）仅仅存在于先验领域，如海市蜃楼般，一旦接触于实际行动时，就化为乌有。18将价值分离于行动的作法既见于理性主义哲学，亦见于功利主义哲学。理性论固然将价值锁在先验存有之领域，功利主义则把行动的动力摆在“天性”的反射性快乐之追求，然而行动却丝毫不能改变这个“天性”。19因此，杜威批评功利主义哲学为一种享乐主义的心理学，把人性全然定位于对私人快乐之追求，而行动仅为“机械之附件”。因而，根据旁观者理论，能立即满足我们的欲望和需求，而无需得之以持续之行动者，方为有价值之标的。而我们对于这些有价值之标的的经验呢，则不论是感官之满足或是和大道偕行（communion with the unive rsal），都是完成的（consummate）、终极的（final）。 对杜威而言，有价值之标的必须要连结于工具性的行动而非终极的美感活动。价值是靠行动争取与掌握的，它是内在于我们的经验之中，而非存在于先验之存有。是在这样的脉络下，杜威相信科学的探知（scientific inquiry）一定得和我们的实际的信念和价值（例如，民主、个体的自由发展……）结合起来（qfc35-36）。杜威指出当代科学的危机在于：关于价值的概念化并未跟随实验性探知（cxperimental inquiry）的发展而调整；两者之间有重大矛盾。这个陈腐的对于价值的理解是当代嗜欲文化的核心所在。嗜欲文化的特征就是把科学和科技的应用拘限于立即享受之满足，而把价值和目的的领域归到哲学和宗教。这个分离和旁观者理论的心物、知行二元对立的分离是亦步亦趋的。因此杜威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并非提出传统、哲学与菁英主义的药方，如当代的新史特劳斯派（neo-straussianism），例如布龙bloom（1987）所为，反而是恰恰相反。20杜威反对一种廉价的分工：宗教和哲学照顾精神和价值领域，而科学则只属于物质领域。科学不但应当而且可以从自然的领域解放到社会的领域；科学应该和我们的价值和行为结合在一块儿，从而我们的生活经验方可更丰富，而我们的环境方可更有意识地为我们所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