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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发展出来的海森堡（heisenberg,werner）的测不准定理（principle of indetermi nacy）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物理学及其自然哲学，以及间接地，笛卡儿与洛克的知识论。关系性脉络取代了主体与本质，而被赋予理论上的优先性--事物是以其关连性而非本质被观察理解（qfc102;f&c144）。而这个知识并非来自旁观冥想，仅是一种观看（vie w），反而是知者介入之结果--知识的客体是因为做为我们干预的客体而成立。因此，旁观者理论传统的两大知识与伦理预设：先存且不变之实存，与实践上无能之“代理者”（human a gent），也跟着被否定掉了。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更是坚持观察者和被观察的客体之间一直存在着互动；观察是一种作为的方式，而非作壁上观，因为观察总是进入并改变被知之对象。因而，原先假定的关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二分区别不再那么清楚了，而且原先假设的对于观察对象的正确无误之测量（例如速度与位置）也出现了问题（qfc162）。杜威相信：“测不准定理……是拆解老旧的知识上的旁观者理论的最后一步”（qfc163）。在这个背景下，杜威呼吁一个新哲学的出现，这个新哲学一方面祛除过去旁观者传统的残余，另一方面积极地和新科学发展关系，后者强调实验对知识的构成作用。新哲学有兴趣于对经验到的存在提出问题，而非律定之永恒。哲学之功能则在于“能促进认知的信念（cognitive beliefs），即那些立基于最可靠的探知方法的信念，和实践的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那些关乎价值、目的和目标的信念，这两者之间产生有结果的互动，进而能在关乎人类自由的重大事件上，能导向人的行动”（qfc29）。简而言之，新哲学将帮助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调停。 知识的旁观者传统追求“知”的纯粹与确定，因而将知识生产排除于日常生活的行动外。这固然是一种贵族的、菁英的知识论，然则，掉个头过来，“不确定性”的追求就是代表民主了吗“不确定性”本身并非民主的保障，反而更常常是溜向极权主义的滑梯。一次大战后的欧陆，各种因袭的确定性（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思想上）都在烟消云散中，19世纪布尔乔亚时代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观及其代表价值（例如，个体性、进步、因果性、牛顿世界观）都在急速倾颓中。在此条件下，不论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反而间接地加速对于“理性”的排斥，而使思潮移向对于“根”、“血”、权威、和无意识的追寻--不确定性的焦虑带来逃避自由、追求权威的渴望。理性主义是跳脱开了，但却掉到了非理性主义、保守主义和浪漫主义。科学，由于避谈因果性，产生了一个吊诡：一方面否定决定论，因而和意识形态撇清关系；另一方面却和哲学结伴掉入琐碎的事实领域的决定论中（factually deterministic）（mosse 1988291）。结果则是重要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而非科学所当置喙。这当然加强了非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和角色，而科学本身则从重大文化问题的导引角色中退位，而成为专业化科学；科学家经常更根据此一发展，逃避科学研究的价值伦理问题，在自许的价值中立中，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帮凶。当所有的确定性在欧陆消解之时，且极右知识分子在追寻权威与终极保证之时，21杜威的任务即是拆解不确定性与逃避自由的连环，进而将它和以解放了的科学和公众为本的参与民主结合起来。而要达成此目的，杜威拆除知识的旁观者理论，并建立知识的参与者理论（participator theory of knowledge）。 杜威并非行动主义者，他并不是要歌颂实践与行动本身；实践与行动并非目的。他也不会看轻知识或概念，因为它们是人们主动控制与修正（modify）客体的整个过程中不可或缺之重要部分。杜威认为“唯有我们将概念施用于存在界，我们才有可能赋予概念意义（meaning）。唯有透过行动才谈得上施用。而由这个施用所带来的对于存在界的修正才真正地构成概念的真正意义”。杜威要的是“知识与实践之间的持续且有效的互动”（dewey 1988b5），两者都应只被视为“让好东西--各种优秀之物--能在经验的存在中被维系”的手段（qfc30）。这即是杜威所指“实用工具论”（pragmatic in-strument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