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威批判知识与伦理的旁观者理论的核心企图在于他希望将实践从传统哲学的知识锁链中解放出来。对于实践的重视则必然连带地对观念与价值抱持一种历史主义的立场，因为，如我先前所述，实际的行动总是带来变迁且因时而异的。对杜威而言，就连科学和民主这些他的核心关怀，也必须从一个历史主义的视点来看。杜威并非无知于启蒙的科学（science）与理性（reason）的压迫性，而是恰恰认识到了启蒙科学传统的不够激进，而认为科学也应该被历史化，理性也应该被身体化。科学对杜威而言，并非是“真实”之符映，为科学家之独白，为主体之发明、创见，而是预设一科学社群之存在，而定义此一社群的判准即是无强制性的公共对话。科学因此并非依赖先验法则的探讨，如数学与逻辑，而这些却是启蒙时期牛顿科学的柱石。 杜威的思想企图在启蒙思潮的普同主义和历史主义、特殊主义的两轨间，维持一平衡，既要从超越范畴（例如理性、逻辑、历史目的）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又要避免落入知识与伦理的无政府状态。杜威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大致是靠将民主化的科学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行动者藉方法之助而得以获得行动之自由。这些由现代经验科学所提供的方法对我们的行动所产生的限制，并非是压迫性的，反而是有解放性的，因为不论是法则或方法都没有一个本体论存在的性格，而只是为后续的行动提供假设（qfc221），是科学探知的必要陈述（f&c123）。然而，对于旁观者理论而言，法则定律等等则有其第一序列的存在（sui generis）位置。这对于杜威，是“形上学、超科学（extrascientific）”（f&c123）。 总结地说，认识论和伦理学的旁观者传统将知和行、理论和实践分离，并贬抑行动，于是从现实的不确定性中逃遁到确定性的追求。在这个追求确定性的“活动”中，主体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未来是完全被决定了的。因此，这个传统并无法提出任何“社会变迁”的概念。就个人而言，也容易产生不是退缩的、回顾的，就是盲动、冲动的人格。就政治与社会体制而言，容易产生一元论的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不管是封建、东方专制、法西斯、民族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科技官僚），压制社会智能的成长，妨碍多元行动主体的开展，使真正的民主成为不可能。二、实验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与伦理学17世纪牛顿的科学革命改变了自希腊以来对于哲学和科学关系的看法。对于希腊哲学家，科学（那时只不过是自然哲学的另一名称）只是哲学的一个次范畴，而且如一般哲学，任务在于指认先验存在且不变易的自然法则，而这些法则具有理性的与观念的形式（例如“匀称”这个几何观念）。藉着数学这项工具，牛顿挑战了古代的有机世界观，代之以数学性的、机械性的物理科学以及一相应的自然哲学（qfc22）。自牛顿始，科学才开始独立于哲学而发展。但对杜威来说，牛顿的自然哲学仍然是旁观者传统追求确定性的延续。这是因为牛顿的原子观念（即，宇宙的最基本构成）是被先验地，而非经验地与实验地正当化。世界是由不可化约的也不能改变的原子所构成的封闭体系，而所谓的改变只不过是由重力、时间、运动等法则（laws）所决定--世界是由不可改变之本质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