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学可以致用，这在中国人看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历史所记无非是前人的经验，前人的经验对于后人自然有用。可是，前人的经验是否全对后人有用，或者能有用到何种程度，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史学中就没有太多的深入的探讨了。
    司马迁作为一位出色的史学家认识到了历史的古今之变，所以他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在他看来，古是有用的，用处在于今人可以用它作为镜子来照照自己；不过，汉代已经不同于五帝三王之世，所以也不能一切都照古帝王的样子办。这里面就透露出了一种信息：史学是有用的，不过用处也是有限度的。司马迁的不足之处是未作进一步的分析，当然对于古人，能有如此卓见已属难得，是不应有过度苛求的。
    那么，史学之有用性为什么会有其限度呢？我认为，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史学以已往历史为研究对象，其内容自然为“古”；而以史学致用的服务对象是当代之人，其要求自然不是为了“古”而是为了“今”。因此就有了大家都熟悉的“古为今用”的问题。“古”为什么可以为“今”用？因为“今”是“古”的延续，“今”不能凭空而起，对于“古”必然有所继承；历史不能割断，“古”“今”是相沿而来的。唯其相沿，所以相通，所以可以为用。这一方面的道理大家都很熟悉，不须细说。但是“古”与“今”之间不仅有相沿的关系，而且有相革的关系。“古”不革不足以成“今”。“古”与“今”延续的过程实际是以否定或扬弃的方式实现的。所以，历史的过程中既有其“通”，又有其“变”；非“通”无以见其“变”，非“变”又无以成其“通”。其实这个道理司马迁也都早就说过了。既然有变有革，“古”与“今”就不是相互雷同，而是有同有异。既然有同有异，古之所无常为今之所有，而古之所有又常为今之所无，那么“古”之可为“今”用者也就不能没有其限度了。
    第二，如果说“古”与“今”在客观上的差异是史学的有用性的一方面的原因，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史学研究本身的进行方向与致用于今的进行方向，其间也有着显然的不同。史学作为学术，是以今人研究过去，其进行的方向是回溯的；而经世致用，究其本质，则是今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目的本身是要在未来实现的东西），从而其进行方向是面对未来的。人们常说古为今用，其实这个“今”即“现在”在严格意义上只是其值接近于零的一刹那，当你为这一刹那的“今”致用的时候，它已经过去了；这也说明所谓古为今用实际上是为今人所用，为今人的某种目标所用，为今人的或短或长的未来所用。由于这种进行方向的差异，史学能以为今用的功能本身就不是直接性的。研究历史就是要弄清和理解过去的事，如果做得好，其直接的效果是使人能够成为“事后诸葛亮”（其实这一点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有了对于过去的清楚的知识和理解，只是有了对于未来产生正确了解的必要的条件，但还不是充分的条件。“事后诸葛亮”的直接或间接经验多了，就有了可以转化为“诸葛亮”的必要条件，不过究竟能否转化为“诸葛亮”，还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所以，史学的致用在这一点上也是有其限度的。
    人们在讨论史学致用问题的时候，通常总是讲史学有哪些用处，而以上却谈了它的限度问题。其实，这并不是说史学不能或者不要致用，而是说我们在以史学致用的时候要有一种清醒的意识，以免在不知不觉中误以为史学可以无限地致用或者任意地致用，从而造成史学被滥用的现象。不辨古今之异，以古代的儒法之争讽示当代的斗争，其为对于史学滥用，此为人所共知；其为害于国家、为害于史学之严重后果，也为人所共知。因此我们不能不意识到，不注意史学致用的适当限度，其结果正可能走向反面。
    如果对于史学致用的本身加以分析，那么还可以发现，史学之用基本上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其一，在有意识致用的层次上，或者说在有用之用的层次上。比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有意识地总结前代在政治上成败得失的经验与教训，以为当时统治者及其后世所用。由于目的明确，其选材标准也明确，所以的确对于宋代以至后代的为政者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就其正面效果而言。可是，正由于其目的之明确，《通鉴》本身的局限性也比较明显。司马光在书中大书对君主尽忠守节的人物事迹，到今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样就显出了其有用之用的局限性的一个方面。再从另一方面说，《通鉴》在过去教人们对于君主尽忠守节，其效果比较好，可是对于这样的效果本身又当如何看呢？恐怕也不能一概肯定。这就是其局限性的又一方面。正如黑格尔所说：“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见《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7页。）史学致用的目的越明确，其达成致用的方向也就越具体，方向越具体就表明其规定性越强，而规定性即是限定性。所以，史学的有用之用的规定性与限定性是同时存在的，而且规定性愈明则限定性也愈大。
    其二，在无意识致用的层次上，或者说在无用之用的层次上。自《书》、《诗》以下，中国历史上有连续而繁富的史籍，它们实际上都各有自己的写作目的或致用目标。那是属于有用之用的层次上的。可是，在那些典籍里也记载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的进程。这些过程本身的记录在当时不一定有什么具体的致用的目的，但是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之流的保存中，中国人终于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是中国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世界历史书，其作者当然各有其致用之目的。可是，在他们的明确的意识以外记载了的世界历史文化之流，却往往使读者产生了对于人类文明的理解和感情。总之，史学可以使人爱祖国、爱人类，可以通过与历史人物的对话使读者在素质上有不知不觉的提高。这些都属于无用之用，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大用。所以，史学之致用固然是讲功利的，但是也不必太功利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