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如按德国人的说法，就是精神科学，die Geisteswissenschaft），它是今人的精神对于昔人往事（并通过往事对于昔人的精神）的把握，因此它本身是属于精神范畴的。但是，史学作为精神产物，其两“极”却由客观的实际制约着。这就是说，史学作为知识系统来说，其内容为过去的实际，其目的在于求真；而史学作为价值系统来说，其功能在于为今人的实际服务，其目的在于求善。如果换一个说法，那就是，史学之体在于其为真，而史学之用则在于其为善。无史学内容之真，则史学不复成为史学，亦即史学之体不存；体之不存，则用将焉出？无史学，则何来史学之功用？无史学功能之善，则史学无复价值可言，亦即史学之用不复存；史学之用不存，人将弃史学如敝屣，则史学之体又将焉托以自见？所以，我们可以说，史学作为一种学术，就存在于古今两极（两种实际）的张力之中。
    那么我们怎样来看待这种张力下的史学呢？以下试分为两层来探讨。
    第一，让我们从逻辑上来作一些探讨。在刚才所说的一段话里，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史学的致用与史学的求真之间互为条件的问题，现在再稍事展开，作一点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可以试作这样的判断：
    无史学之求真，即无史学之致用。
    这就是说史学之求真为其致用之必要条件。那么这一判断是否正确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无史学之求真，即无史学之真；无史学之真，则无史学之真之用。因此以上判断能够成立。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史学不须求真也能致用，过去这样致用之例甚多。我们说：不求真的“史学致用”，不是真的史学的致用，而是假史学的致用或史学的滥用。这里的界限必须清楚，驳议不能成立。
    我们还可以试作这样的判断：
    无史学之致用，即无史学之求真。
    这就是说史学之致用为其求真之必要条件。那么这一判断是否正确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如果史学不能致用，那么它就没有价值，就没有存在的理由；那还会有谁去求其真呢？因此以上判断能够成立。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过去有许多从事历史考证的史学家，他们根本就未曾想到过史学致用的问题，怎么可以说无致用即无史学之求真呢？我们说：史学之致用实际有两个层次：其一层是为社会所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致用；如果打一个比方，这相当于砍柴。其二层是为发展史学自身所用，看来脱离实际的考证家们做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如果打一个比方，这相当于磨刀。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因为磨刀虽非砍柴，却间接地为砍柴所用。这里只有间接的致用与直接的致用之分，而无致用与不致用之别，所以驳议也不能成立。
    由以上论证可知，史学之求真为其致用之必要条件，则按逻辑，史学之致用当为其求真的充分条件；史学之致用为其求真之必要条件，则按逻辑，史学之求真当为其致用的充分条件。于是，史学之求真与史学之致用互为充分必要条件。我们说，史学存在于求真与致用的张力之中，其逻辑的根据即在于此。如果说，真为史学之体，用为史学之用，那么现在也就可以说，史学可以即用见体，即体见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
    第二，让我们再对这种张力中的中学作一些具体的探讨，也可以说是对于以上逻辑论证的进一步的事实说明和分析。
    古今两极对于史学之所以能形成张力，是因为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矛盾又有统一。古变而为今，今非古（区别）而又源于古（联系）。古本身已经不复存在，而其流则展延不绝，以至于今；可以说古已逝而犹存，它存在于传统之中，继续起着作用。这就说明，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古与今之间实际上是有一条无形而有力的链子拉着的，这链子就是历史的链子。唯其在客观上有这样一条链子的存在，人们就不能不对于古有一种回顾与理解的要求。因为不知古便难以确乎如今；不知古之知今，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人们为了知今，转而上溯以求知古。这样就在古今之间形成了另一条链子，这也就是史学的链子。在这一条链子上，人们要知古就要求真，这是一个方向的努力；可是，人们又非为了古而求知古，知古对于他们不过是知今的一种手段，所以这又是另一个方向的努力。史学的链子就是这样被两种方向的力拉得紧紧的。
    现在再让我们来对这条史学的链子上的两种力的具体作用作一些分析。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就其分力或者求真与致用的矛盾方面来说，它们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为害的。如果史学的致用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超过了史学之真的限度，那么这样的致用就成了滥用。这样的滥用通常可能造成两种危害：其一就是带来消极的、以至破坏性的社会后果，这也就是所谓的受到历史的惩罚。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有很多，不须再作列举。其二就是给史学带来影响以至破坏性的创伤。这一类的例子也很多，无须再说。总之，史学的致用有一个弹力极限，那就是史学之真；一旦超过这一极限，就会发生致用与求真两极间的链子断裂。这是应该避免的。同样，如果史学求真确实远离了致用，以至连间接的致用的作用也不具备，那么这样史学是不可能不逐渐萎缩以至失去存在的可能的。这样的事例也是无须列举的。所以，史学的求真也不能脱离了致用的极限。
    再则，还可以从求真与致用两极之间的合力或者从二者的统一方面来说，它们又是可以起互相促进的作用的。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历史；不过只是到了文明产生以后，才有了史学。几千年来，史学的发展成绩是可观的。而成绩的取得，则靠着史学致用的推动。直接致用的需求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问题，而间接致用（即致用于史学本身发展）的研究成果则常常为解决问题提供了条件。如果说人们的主观有时会造成求真的失误，那么同样是人们的主观（正确的主观努力）为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同样，史学求真的发展，又不断为史学的致用开拓出新的领域和新的层次，这样才能保证致用的不断发展。
    说到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上述的史学的间接致用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它从一方面来看，是致用；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却又是求真。所以，正确地认识并处理好这种间接性的致用，使它既能联系上史学的直接的致用（致用于社会），又能紧密地联系上求真，这正是史学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同时也是史学家的努力所必须注重之点。
    最后，我想说，中国人历来重视并相信史学的求真的可能与致用的必要，这个学术传统是很好的。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古希腊哲学家对于史学的真和用的致疑是富有启发性的。因为这种致疑可以使我们想到史学之求真与致用是有其限度的；而注意到了这种限度，就有可能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上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