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是我国古代经过长期的社会变革，国家空前统一强盛，封建制度业已建立的重要时期。这时，旧的奴隶制的一些矛盾基本解决，而新的封建制的一些矛盾日益发展起来。历史的大变化和新矛盾，需要一支大史笔作出历史性的总结和探索。司马迁身居汉朝太史令之职，继承家学之业，阅读掌握了大量的“天下遗闻古事”，游历寻访了很多名胜古迹，了解体察到四面八方的风土习俗，耳闻目睹及许多过去的和现实的事件，并亲身遭受封建专制的残酷迫害，感慨万千，奋笔写史，“驰鹜穷古今上下数千载”（刘知几：《史通·人物》），而“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有一定的目的、观点和方法。现在，我们在历来学者研究司马迁与《史记》的基础上，就这个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正于大家。
    一、“以古为镜”的目的
    历史家写历史有个目的。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觉得，他不是为了说明历史循环，因而他也不是为了复古；而是要以史为戒，以史为镜，纵论古今，展望未来。
    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司马迁继孔子之后，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传统。《太史公自序》里写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司马迁把孔子作《春秋》提得如此之高，不仅是单纯地评价孔子作《春秋》，并且是以“继《春秋》”而写史自况的。“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这番话，就是他以《春秋》而写史作为当仁不让之事的明证。他又说：“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这是说《春秋》的垂训作用，也是谈自己著作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说明，司马迁以严肃的态度写历史，是要把历史作为人们学习为人处世之道的教科书。但是，他又不是板起面孔，以干巴巴的教条训人，而是写出具体生动的史事，给人们提供一面镜子，俾使人们从中吸取精神营养。
    司马迁写历史，是很动感情、颇具匠心的。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论时势，开头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汉书 ·贾谊传》）他与时代共呼吸，流露出悲叹时局的感情。对贾生深切同情的司马迁论述历史，因古今之变而情不自禁地流涕、悲痛、叹息。他读屈原之书，“悲其志”，适屈原投江之处，“未尝不垂涕”（以上均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下凡引《史记》文字，只注明篇名）；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十二诸侯年表序》）；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孟荀列传》）；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儒林列传》）。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如诗人“感时花溅泪”一般，有感于历史变化而发的：由周厉王而叹，是叹周室由盛而衰；由梁惠王问利而叹，是叹官府与民争利；由广厉学官之路而叹，是叹汉代儒道之穷。他悲叹屈原，是“想见”屈原忧国忧民的“为人”；他自己又在由历史而忧国忧民。司马迁这种历史感情，充溢于其历史著作。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这几句话有三个意思：一是通古今之变，为了以历史为镜子，作为借鉴；二是为政之道，应随俗施事，以成功为准绳，不可拘泥；三是当今的成败，有现实的原因，不能一概求之于古。这里既讲到了“志古自镜”，又论及政治与时势的关系，还指出古今之区别，说明既要以古为镜，又不可混同古今和以今泥古。这可以说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朴素辩证法的原则。他在同一篇文字里指出：“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所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罔（网）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这里提出了“古”、“今”的封侯问题，既有同，也有异。异的是，汉初百年之间，功臣侯者便由尊宠而至废辱。这是由于现实的原因，即功臣侯者“子孙骄溢”、“淫嬖”，和汉皇朝“罔亦少密”所决定的。这就不是泥古，也不是搞历史比附，而是从史实出发，评论历史和政治的。
    在《史记》里，司马迁“志古自镜”的精神较为明显，其中尤以论述秦朝政治最为突出。他所说的“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的“古”事，不正可以作大事征伐，酷吏横行，以至民不聊生，“盗贼滋起”的“今”世的镜子吗？他写的秦朝灭亡、项羽失败的“古”史，不正可以作似有“土崩”之势（参考《平津侯主父列传》）的“今”日的借鉴吗？
    司马迁有时以古讽今。《孝文本纪赞》云：“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有些学者指出这是借歌颂汉文帝而暗刺当今君主。刘咸炘论道：“论意不以改正服封禅为仁，讥武帝为不仁也。”（见《太史公书知意》卷二）泷川资言说：“细味此数语，似太史公不慊于武帝者。”（见《史记会注考证》卷十）的确如此。这种写古叹今的味道，《史记》其他篇章里还有一些。但是，司马迁决不是简单化地以古讽今，借历史内容发一下对现实政治不满的牢骚，更不想一头钻到往昔的象牙塔中去。他主要是通古今之变，探索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供借鉴。如他写秦朝的历史，详记秦始皇、李斯、秦二世、赵高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政治、经济、思想的动向和变化，并在《秦始皇本纪》末尾引了贾谊《过秦论》，这一方面是记秦朝兴亡的历史，另方面也是为了发表其“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的议论，以树立起他的“承敝通变”的观点。历来不少学者觉察到这个问题。有人说：“始皇统一，对于以前为千余年未有之变局。局变，则承其变者，应有使民不倦，尽利尽神之妙。太史公《史记》究古今之变，于此尤致意，以寻其究竟。”并说，司马迁“善贾生之推言，令读史者于易变之音，三思之。”（齐树楷：《史记意》）这是知司马迁之音的话。只要把司马迁对秦始皇的一些论述，以及他对汉初“承敝易变”，“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吕后本纪赞》）的称颂，仔细品味一下，是能体会到论者的旨意的。司马迁写当代史，指出当今之世一些弊端，目的就在于为执政者敲起警钟，告诉他们以古为镜，承敝易变。所谓“述往事，思来者”，也是这个意思。
    历史告诉人们，汉武帝晚年面对国库空虚，百姓贫困，民心思乱，群臣离心的现实，乃下“罪己”之诏，“不复出军征讨”，实行“富民”政策（参考《汉书·西域传》）；昭帝即位，“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汉书·昭帝纪赞》），重新振作，拨乱反正；宣帝继之，步其后尘，于是刘汉皇朝又兴盛起来，号称“中兴”（《汉书·宣帝纪赞》）。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节奏的出现，虽然主要是当时诸方面矛盾斗争及其暂时地部分解决的反映；但也与司马迁“承敝通变”、“述往事，思来者”的史论不无一点关系。始元六年盐铁会上贤良文学所提的一些历史论据（参考《盐铁论》），与司马迁所发的一些议论多所吻合，并非偶然巧合。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谈到写《史记》时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史记》的内容来看，司马迁写史，确是依据大量材料，记述了发展变化的史事，发表了历史变化和“承敝通变”的观点，并说明了“以古为镜”的目的，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豪言壮语。我觉得，《史记》一书最大的特点是“通古今之变”。而“以古为镜”是“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为的是使人们借鉴历史，从而知道“承敝通变”。司马迁不是信口开河地讲什么微言大义，而是通古今之变，提供人们“以古为镜”，此其比先秦秦汉时代诸子略胜一筹之处，也是他在中国史学史上有所贡献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