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封建中央集权制是秦汉史上的一大特点。在秦汉统一的过程中，恰恰是中央集权制加强的重要阶段。照司马迁所写，这时的中央集权制主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郡县制逐渐在代替着封建（封侯建国）制。秦汉时期有分封，是既有郡县又搞分封的所谓郡国制度。但这时的分封，诸侯对皇朝是直接的隶属关系，诸侯对封户主要是衣食租税的经济方面的隶属关系；而不同于往昔“分民分疆土”的封侯建国，诸侯对王朝是相对独立的状况。二是公卿官僚制逐渐代替了世袭贵族制。秦汉时期虽然有了新贵，仍保有世袭贵族制，但中央的公卿和地方的守令，一般来说都不是世袭贵族，而是可以随时任免的官僚。司马迁写这种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过程，发挥了“原始察终”的通变办法，把历史事变写得十分具体生动。例如，《秦始皇本纪》中两次关于立郡县与搞分封的争议，《袁盎晁错列传》等篇记述汉初分封与“削藩”的斗争，就反映了当时政治制度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复杂情景。《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更论述了这一历史趋势，给人们以新旧之争的结局必然是除旧布新的深刻印象。
    （五）司马迁在写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史中，独具只眼地点了君主专制的逐渐加强。《秦始皇本纪》记录侯生和卢生“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那段议论，是写秦始皇专制的点睛之笔。这要比《殷本纪》中写纣王独裁行为，更具历史特点。而《史记》写汉武帝专制，则比秦始皇更发展了一步。《卫将军骠骑列传》写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奉法遵职”，不敢招士；《万石张叔列传》写石建、石庆等公卿大臣都是对君主唯唯诺诺的“恭谨”之徒；《平津侯主父列传》写公孙弘对皇上阿谀逢迎；《酷吏列传》写张汤等专看武帝的眼色行事；并记酷吏杜周之言：“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汉武帝的专制，说明他的意旨就是法令。在这种君主专制的情况下，公卿大臣无所作为，“为丞相备员而已”（《张丞相列传》），甚至生命难保；士人学者噤若寒蝉，只好钻研儒术（参考《儒林列传》）；游侠之士触犯法网，横遭杀害（参考《游侠列传》）；诸侯王也朝不保夕，“坐法陨命亡国”（《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者众多。司马迁这些记述，充分暴露了封建专制政治的阴暗面。至于《酷吏列传》记述汉武帝专制，任用酷吏，严刑峻法，以至“盗贼滋起”，“盗贼浸多”，弄得天下不宁，更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专制政治的严重恶果。
    由此可以看出，自先秦到秦汉，变法在促进着社会发展和国家统一，布衣将相取代了先秦氏族贵族，君主专制伴随着中央集权发展起来。司马迁抓住这个时期历史发展中政治方面的几个重要特点，写出了它们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通古今之变中突出的成果。
    （六）司马迁写历史变化，往往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注意到了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整个历史的作用和影响。经济上的古今之变，司马迁主要写了秦汉国家经济的盛衰。他写当时经济的盛衰，较紧密地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秦之强也，自商鞅变法开始。《商君列传》记述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又说，经过变法，“秦人富强”。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经济日益富足，为统一六国准备了物质条件。《河渠书》中记述秦修郑国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锤。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说明秦兴修水利，使得农业丰收，就“富强”起来，从而才能并吞六国“诸侯”。这使人看到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认识到秦的强盛不是凭空产生，而有其一定的经济基础。他写秦在统一之后，虽然表面上有“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秦始皇本纪》）之说；但是，秦始皇晚年和秦二世统治之时，由于大事兴作，不断用兵，穷奢极侈，“赋敛愈重，戍徭无已”（《李斯列传》），社会生产遭到破坏，经济生活搞得很糟了。因为“财匮力尽，民不聊生”（《张耳陈余列传》），“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于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李斯列传》）。秦朝就是在国家经济破产，人民起而反抗的情况下垮台的。司马迁指出：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去云蒸，卒亡秦族。”（《太史公自序》）还写过“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平准书》）的话，说明秦朝经济上破产导致政治上失败。经济上搞得男耕女织而不得维持衣食，哪有天下不乱之理，哪有在这种形势下的统治政权不垮台之事！
    司马迁写汉代经济，自汉初到武帝之时也有变化。《平准书》就是通过记述汉代财货和财经政策的情况，而观察汉初百年间经济上“物盛而衰”的。汉代经济为什么在武帝之世“物盛而衰”了呢？司马迁指出，权贵豪富对人民剥削和压迫，及其奢侈浪费，造成社会矛盾。同时，又指出，汉武帝南征北伐，大动干戈，使得“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财赂衰耗而不赡”。这样一来，把社会的安定破坏了，把积存的财货用光了，把人心也搞乱了。社会的不安定，人心的混乱，是由于经济衰败引起的。而经济上由盛转衰，除了当时生产关系方面的原因而外，主要就是政治上的因素了。这是司马迁于叙事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同时，他写汉武帝面对“物盛而衰”的现状，不是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不是改道易辙，而是继续干去，用兵不断，严刑峻法，兴利不已。结果，不是促使经济繁荣，百姓富足，而是百姓破家荡产，流民成群，以致“盗贼滋起”。司马迁还在《平准书》等篇里揭示出，国家经济越是衰败，社会矛盾就越是复杂，政治生活就越是腐败，道德风尚也就江河日下。这样的记述，反映了当时经济盛衰，与当时政治成败密切相关，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压榨百姓，不顾民生困苦，使得国穷民困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