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还记述及人心向背在历史中的作用。例如，他论秦楚之际“八年之间，号令三嬗”的变幻风云，就很强调：秦朝因为暴政，失去民心，“天下苦秦久矣”（《陈涉世家》等），“天下不听”（《李斯列传》）。因此，陈胜计谋起义时，自信“为天下唱，宜多应者”，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陈涉世家》）；项羽随其叔父项梁起义反秦时，从者甚众，但他后来杀降卒，“所过无不残破”，使得“秦人大失望”（《高祖本纪》），“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项羽本纪》），终于因“暴虐”而众离亲叛，至于垮台；刘邦始终注意笼络民心，在率领起义军向关中进军时，“诸所过毋得掠卤”，使得“秦人喜，秦军解”，而且到了关中“约法三章”，使得“秦人大喜”，于是得到百姓支持，百姓“争持牛羊酒食献给军士”，“惟恐沛公不为秦王”（《高祖本纪》），结果“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秦楚之际月表序》）。尽管司马迁还不可能具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但是他记述及人心向背在历史中起到一定作用，确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司马迁热情地肯定陈涉起义，说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自序》）又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陈涉世家》）这是承认人民起义在推翻暴秦统治之中的首创之功的著名论断，客观上说明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样的历史宏论，可以说震古烁今。
    司马迁还论及政治应该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问题。《高祖本纪赞》云：“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是司马迁历史观中的重要问题。有的学者根据“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这一点，以为司马迁把历史看成循环往复，从而肯定他是历史循环论者。我觉得，对于司马迁这句话，不能简单地从其运用“循环”这个概念来理解，而应从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来分析。照《史记》旧注的解释，司马迁这段话大致是这样的意思：夏代的政治“质厚”（朴实）。质厚的坏处，使得人民“少礼节”（粗野），所以殷代承继之后，政治一变而为敬帝、敬祖先。敬的坏处，使得人民“多威仪，如事鬼神”（迷信），所以周代承继之后，政治转变为讲究“尊卑之差”（礼节）。它的坏处，使得人民“苟习文法，无悃诚”（只讲繁琐的形式，无一点诚意），所以挽救此弊病只有转变为“质厚”。三王之道好象在循环，变过来还得变过去。可见司马迁在这里讲的“三王之道”的“道”，并不是讲的历史发展道路，也不是讲的历史发展规律；而是讲的政治之道，治理国家之道，讲的是政治问题。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实际上说的是，夏、商、周的政治各有弊端，搞来搞去，还是“忠”的政治为好。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中，看到了历史上各种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他知道社会矛盾在发展，政治在变化，政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他承认这种变化，只是希望政治变得好一点。据此，我认为司马迁在这里讲的是，政治与历史的关系，政治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政治应该“承敝易受”，改变周代政治“文之敝”的最好办法就是恢复“忠”的政治。所谓历史循环论，是一种鼓吹人类要回到最初阶段去的历史观念，是主张历史车轮倒转的反动观点。司马迁的《高祖本纪赞》只是希望实现“忠”的政治，并无回到夏代社会去的意思，怎能断定为历史循环论呢？有人评《高祖本纪赞》道：“历数世代变化之迹，示人作史之意，与读史之法。所谓通古今之变者。汉高以来而为天子，视秦人之以国并国，其局又变。然则统一时代则一。其言承前敝，即示人以继续通变之意。”（齐树楷：《史记意》）这个评语说得好。因为论者已明白司马迁继续通变之意，而不是纠缠在“循环”那个词上去钻牛角尖。
    我们再看《平准书》末这段话：“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纳职焉。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尚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这也是司马迁重要的史论。这段话里，所谓“事势之流”，是指历史变化的形势，所谓“礼义”、“利”、“诈力”、“仁义”、“功业”等，是指政治、经济和道德；所谓“物盛则衰，时极而转”，是指国家的盛衰之变；所谓“承敝易变”，是指政治要针对时弊而有所变通，以达到大治；所谓“一质一文，终始之变”，就是说的不同的政治，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互相更替。他在这段话里，举了许多历史上的世变和政治的关系，具体地讲了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治道，治道都是随世道而变化的，也没有永久巩固的政权，政权都是有盛有衰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转”，只是指国家的盛衰之变，并不指历史循环。“一质一文，终始之变”的“变”，只是指不同的治道随历史变化而变化，也不是指的古今往复之转。
    司马迁在通古今之变时，并没有把古今视为一个样，也没有说汉初的历史已回到了夏代，更没有说汉代一定要退到夏代那个样子。他只是在论证古今之变时，感到三代的政治都随世道的变化而变化；秦承周“文之敝”，没有随时应变，受到历史的惩罚；汉初接受历史教训，适时而变，才符合历史的要求。因此，他在《高祖本纪赞》论三王之道的下面，紧接着否定秦朝政治，而肯定汉初政治，论道：“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张守节对这几句话的理解是：“汉人承秦苛法，约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统矣。故太史公引《礼》文如此赞者，美高祖能变易秦敝，使百姓安宁。”（《正义》）这个理解是对的。《史记》中还有一些地方论及汉之代秦，“承敝易变”。如，《酷吏列传序》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索隐》：“昔天下之网尝密矣。案：《盐铁论》云‘秦法密如凝脂’。”）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此观之，在彼不在此。”《萧相国世家赞》云：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相国世家赞》云：“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这些都可证明司马迁“承敝易变”的观点。这种观点，承认历史在变，而不是宣扬历史循环，说明政治要随时应变，而没有宣传一成不变的政治。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述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其中介绍和推崇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无为，又曰无不为”，“以因循为用”，“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的学术思想；在《货殖列传》中强调“善者因之”，宣扬“因俗施事”的政治学说，也说明其政治与历史互为影响和变化的朴素的辩证观点。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历史变化观，而不是历史循环论。而且从司马迁反对小国寡民思想（参考《货殖列传序》），承认“世异变，成功大”，主张“法后王”（参考《六国年表序》）等的观点来看，他的历史观中还有一定的历史进化论的因素和成份。
    当然，也应该看到，司马迁的历史观曾受到当时自然循环论和天命循环论的影响，有一些形而上学的疵点。如他所论“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天官书》），就反映了他的思想局限。但我们不能因他思想上有此瑕疵，而断言他是历史循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