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冲突加剧的情形下，1840年2月20日， 英国内阁出台《对华条约草案》，内中提出：“监督或领事有权就必须进行联系的所有事项，同北京的中国政府及其驻各口官宪保持直接联系。该官员等应受到适当的尊敬”。此款要旨是完全排斥行商中介和寻求英国官员在华的“威仪之尊重”。巴麦尊在同一时间提出的《致大清皇帝钦命宰相书》也包含同样内容。英政府以此作为必须攫取的条款之一，如不满足，对华战争行动不能停止（注：《拟同中国订立的条约草案》，《巴麦尊致懿律、义律函》，引自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544、548、554页。 另见佐佐木正哉编辑《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5-6页。）。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文书关系随之发生逆转， 转变的迹象最早出现在英军占领舟山后与浙江当局的交涉中。7月上中旬， 英国侵略军和浙江官员有几通文书往还（注：这是战事发生后双方最早的文书往还，值得注意。经搜检，现存英方与浙江官员交涉文书的中文本有：7月4、5日英军将领伯麦（J.J.G.Bremer ）为侵占舟山事分致定海总兵和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战书。两战书均见两种文本，文字略有出入，前书可分见于《鸦片战争档案史料》2册154页和《犀烛留观记事》（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239-240页）；后书被分别收录在《溃痈流毒》（《鸦片战争》（3），342页）和《英夷入浙事务奏稿》（《鸦片战争》（4）， 218页）。两战书的文式分别用“敬启”、“谨启”字样， 与战前文式相比不能算是出新。另值得注意的还有7月11日至14日间， 双方官员就英方递交和中方拒收的巴麦尊书之五通文书往还（《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678-682页）。问题是这五函只见英文本，不见中文本，浙省官员对此既没有奏进，也不见存档，事后也未见提及。估计是因违反清朝不许大臣自行与外人文书往还的规定，浙省官员故而隐匿不报。因未见中文本，其文式亦无从分析。），英方试图转递《致大清皇帝钦命宰相书》，但浙江官员认为，人臣无外交，除广东官员外，其他地区的官员不经允许不得收受外国文书，所以将其退回（注：浙江官员是否阅看了巴麦尊书，说法不一。据乌尔恭额收到英方文书后的复函，对于英方文书，“他们已仔细阅读并了解了全部情况”。英国全权大臣据此认为：浙江当局是在拆阅了文书以后又重新封好予以退还，并肯定浙抚已将巴麦尊书的中文抄件迅速送往北京（《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674、679页）。按此说法，浙抚阅看无疑。但根据后来军机大臣和刑部对乌尔恭额的联合审讯所获供词称：文书“封面开写该国宰相照会大清国宰相字样，由宁波知府邓廷彩转呈前来。因思该夷船投递书函已在攻踞定海之后，况书系封固，其中措辞是否得体，未便拆阅……即代为转奏，恐为罪更大，是以将原书于六月十四日交原商人（英国文书是由中国商人转交宁波知府的）送还。此乌尔恭额送还原书未敢转奏之实在情形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23页）笔者以为， 据清朝对大臣不得擅收外人文书的严密规定来看，浙江官员没有拆视照会的可能性更大，正因没有收转照会，乌尔恭额后来甚至被清廷以“隐匿军情不速奏闻罪”处以“绞监候”（《平夷录》，《鸦片战争》（3），375-377页）。）。乌历任广州知府和广东按察使，对外事公文的规矩十分清楚，有此做法实乃意料中事。战争爆发后，英方曾在福建厦门、浙江等地投书未成，一概由于天朝文书体制不许非口岸官员收受“夷书”（注：清朝在这方面的规矩极严，嘉庆九年十二月，英国国王寄“表文”于清帝，同时英国首相附寄“致天朝中堂书”一封，两广总督收受后呈送朝廷，朝廷对正式表文不予重视，却极为关注附件“致天朝中堂书”，几次下旨要求广东方面向英方讯明书信所致的“中堂”到底系何人，因“天朝大学士不止一人”，但从不经办外交。查证结果是英方只是依惯例而写，“实不知天朝有几位中堂，亦不知中堂名姓。”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朝廷对大臣勾结外人的防范，在此事件中，清廷重申“天朝法制，大臣官员不准与外番交接”（《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1， 18-19、22、24、30-31页）。）。
    战争已经爆发了相当时日，因文书体制关系，清廷竟因自己的原因而不能了解英人所求为何？战争因何而至？不能通过现成便捷的途径了解对手，不能不说是一个作茧自缚的悲哀（注：直到1840年8月9日，道光还指令钦差伊里布密查“英人启衅根由”，说“惟致寇根由，传闻各异……究竟启衅实情，未能确切。”《鸦片战争档案史料》2册，252页。）。
    英方的反应要敏感得多。他们研究浙省官员的文书后发现：“在英国官员迄今所收到的该帝国官员的信件中，这些信件的语调完全不同，他们所用的字眼是完全平等的，语句是非常恭敬的，有些措词值得特别注意”，比如没有用“谕”等“表示命令之意的字眼”；又如没有称其为“夷人”（barbarians）而改称“贵国”（honourable nation ）。英方认为，“这种语调的变化肯定是很有意义的”（注：Jocelyn, SixMonths with Chinese Expedition,London,1841,pp.72-73.另按： 鸦片战前，英方曾对“贵国”等字眼的出现进行过长期而不成功的索求。例如1837年4月，发生中国船民17人被风浪吹至新加坡由英人救助事件，义律试图以此为契机，在示好中方的同时，对文书用语进行某些改变，粤督邓廷桢接到英方禀报后指出，“此次禀内，并不查照旧章，钦叙天朝字样，混以贵国及彼此和睦等字句，率臆禀陈非特礼制有乖，词意亦殊妄诞”。义律无奈，报告英国政府，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礼节的国度，通信方式被看做是一件很严重的事，要改变它极有可能引起两国关系的破裂，律劳卑事件就是前车之鉴，而对于英国来说，“当务之急是扩大对华贸易”，至于通信方式的“进一步修改最好是留待将来有利时机”（《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97-100页； Elliotto theGovernor of Canton,April 22,1837,China,30,pp. 444-445; Elliotto Palmerston,May 24,1837.China,30,p.446）。）。
    舟山等地失陷，使清廷感到事态严重，而天朝文书体制的约束又使地方大员不敢收受“夷书”，朝廷因此不能及时了解“夷情”。对体制作出修改已是势在必行。1840年8月9日，道光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稍后，清廷又将口子扩大，谕令江、浙、鲁等地的督抚也有收转英人“字帖”的权力（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2册，253-254，276-278页。）。 道光的这一权宜改动为琦善收受“夷书”作了合法铺垫。果然，11日，英方在白河口投书，因有圣旨，直隶当局痛快表示可以收受。当日，中方接受了以英国全权大臣懿律（G.Elliot）名义所发信函（注：巴麦尊致清朝宰相书有两种中译本：一种为英人自译本，也就是英方代表向中方提交的本子；另一种是根据英人提交的英文本，中方另找当时在华的俄国教士翻译的文本（前者见《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3-7页；后者见《鸦片战争》（3），527-531页）。 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有“照会”字样，而后译本无。反映了身在广东的英译者和身在北京的俄教士的不同语境带来的对文书格式的不同理解。）。该函引人注目地不再用“禀帖”格式，而用“咨会”字眼。英国长期追求的文书平行往来，终于在英军的炮口下得以部分实现。但这只是英方的行动，从律劳卑使华以来，英人就多次单方面采用此类行动，它并不新奇，关键是看中方的回应。15日，琦善复函，放弃“谕”、“批”等居高临下的回复“夷书”定例，改用“照会”样式（注：《懿律咨会》，《琦善札复》，引自《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8-10页。 另按：琦善使用照会文式也有一逐步“规范”的过程，1840年8月15日琦善复函中虽有“照会”字样， 但名目还是用“札复”，直到同月28日琦善才完全仿行“正规”的照会文式，名目亦明确冠以“照会”（转见《琦善照会》，《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12-13页）。），此样式旋即被中英同类文书所仿效，其后成为中国外交文书的重要范式，对此进行一些考订当不为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