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不能把自己的任务理解为纯描述性而不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如果历史学家拒绝在研究过程的每一个阶段科学地运用自己的情感自居能力，那么他就无法认知历史的因果关系。在过去卫拉特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历史学家们精研覃思，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丰瞻翔实、见解新颖的学术成果。在此我们愿意钩沉索赜，将我们的聚集点对准卫拉特人心理历史的演进，以期解开长期绾结于我们以及其他研究者心头的疑迷。
    我们不敢自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已经迈越前人，不过，我们希望能够凭着对历史的理性透射和真实解剖，努力去体悟卫拉特人当时的社会心态，把握当时卫拉特社会发展的历史律动。
    一
    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叶对于卫拉特人来说具有特殊的境遇意义。这是人类世界历史由分散而走向整体、并且在整体上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向以理性为精神旗帜的近代社会体系嬗变的转捩时期。按照历史学家们传统的说法，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的肇始。征诸史料，我们会被与17至18世纪卫拉特人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和景象所吸摄--克伦威尔威威烈烈，约翰·洛克、亚当·斯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梅叶等思想家如同周天不息的朗朗星辰临照着我们思想的天宇，殖民主义者梯山航海而仆仆奔走于世界各地，北美的第一个殖民地、即弗吉尼亚殖民地形成之时，便孕育着独立战争的“基因”，彼得一世大刀阔斧进行封建改革以弃旧趋新，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风云一时，无数印第安人饮恨含悲，黑奴被贩卖的惨遇不堪言状，古老的中国经过明清之际的革故鼎新之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康乾盛世。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纷繁沸扬的时代。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向17至18世纪的欧亚大陆腹地，那么凸现于我们眼前的则更是一幅浑沌和棼乱的历史画卷。尽管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把民族集合为一体而形成近代民族，但当时的欧亚大陆腹地仍是古代民族生存的领土。卫拉特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耳其人、柯尔克孜人、西藏人、维吾尔族人、俄罗斯人都在这里曾经兵戎相见，征战绵延。
    耕散结构学说通过对天体运动的演变与趋向的研究说明，空间立体的事物的运动过程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反复演变的过程。在无序运动初期，空间立体的运动是无体系、无趋向的运动；在无序运动末期，运动才出现有趋向，但仍无体系的运动；当运动进入有序时期，运动才进入有体系有趋向的状态；在有序时期末期，运动的动态性加剧，又显得无体系、有趋向，向新的运动周期过渡。卫拉特蒙古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空点是我们研究卫拉特蒙古在清朝前期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出发点。除了一些国外别有用心的人诬蔑清朝统一准噶尔为“侵略”外，目前国内的历史学家们对清前期卫拉特蒙古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之所以在认识上不尽完全一致，原因即在于对卫拉特蒙古当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空点的判断存在歧异。我们认为，无论从世界整体还是从中国的历史格局来考察，当时都处于无序态向有序态的转型期。世界性联系的事物，既有时间要素，也具有空间属性。17至18世纪中叶中国历史发展的时间一维性，决定了历史线性发展观的客观性及对其进行线性研究的必要性，而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空间多维性，又决定了这时期中国历史运动的主体性和结构的多样性、多层次性以及发展的动态性。在像大多数历史学家那样认定清朝统一准噶尔符合历史潮流的同时，我们不能将这种“历史命定论”的内涵与外延加以扩大并倾注主观感情色彩而成为“上帝特选论”。再者，历史世界远远大于现实世界，抽象的理性无法说明现实的历史。在中国历史处于16、17世纪之交扰攘动荡的转折关头，卫拉特蒙古与当时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满族都处在同一历史地平线，都具有问鼎中原的可能。随着历史认识必须放弃“历史不容假设”的结论，我们转而对历史进行反求构筑，可以肯定此后的中国历史必将迥然不类目前历史教科书所记载的情形。令我们深为遗憾的是，卫拉特蒙古没有像满族那样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因而没有追逐上历史潮流。降及清朝逐鹿获成，准噶尔部则丧失了在明末中国历史新一页尚未见分晓时满族贵族入主中原的那种历史合理性。我们之所以认定准噶部丧失了这种历史合理性，并不源自“胜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以胜败论英雄的非理性的封建史学价值判断标准的残留意识，而是以历史流变的归趋为衡量尺度的必然结果。反过来说，也正因为卫拉特蒙古当时处于中国历史由无序向有序的运动过程中，无序与有序、动荡与安定、割据与统一……两者都并存共处，此消彼长，使历史呈现不协调色调。并且，历史发展具有惯性力量，清朝建立全国性统治政权之后，历史不会立即自动出现周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翕然臣顺、倾心拥戴的大统一，无序、动荡、割据都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对准噶尔部雄踞西北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这种历史主义态度同样也不是源自我们主体的“忠恕”精神的感情施舍，而是历史科学性对研究者的硬性要求。清朝统一西北的合理性不能完全否定准噶尔雄踞西北的存在合理性，这种历史的二律背反正是我国清前期西北民族史得以展开的辩证逻辑。在清朝统一准噶尔部之前，作为割据地方势力的准噶尔部必然只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没有义务服从超级权威的控制，必然有积聚实力的自然倾向，其与清朝冲突的对抗意志必然表现为战争。清王朝的康、雍、乾三帝都是机略深沉的封建君主，他们代代相继地汲汲于翦除准噶尔割据势力，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功不可泯。不过，康、雍、乾三帝“都是不知不觉地就像依照一根导线那样依照他们并不知道的自然意图向前进，并且为促进这个自然意图而工作”（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而他们的主体意识并没有达到自觉的思想水准，当然，他们对准噶尔部的屡再兴兵也决不是出于原始野性的征服欲、施暴狂之类内驱力的推动。古往今来，人们的一切历史活动都抱有自己特殊的目的，但一定的目的之所以成为目的，只不过是因为行动的主体在它里面贯注了自己希望实现的东西。人们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必须有主体的利益在其中，必须使主体在这一行动中能够得到某种满足，惟有如此才能使他们活动起来。归根到底，准噶尔部雄踞西北构成了对清朝统治的潜在威胁，使清朝最高统治者深以为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清朝统治者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本能，必然要不遗余力地翦除准噶尔割据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