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我们探讨了佛教与卫拉特蒙古尚武精神的对立，然而佛教信仰者践踏佛教这种不正常的常有现象仍然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困惑。这种历史的悖逆性在卫拉特蒙古历史中表现最充分的应首推准噶尔军袭扰西藏。史料中这样记载说：当时，准噶尔“军队还有三位将领，其中两个是僧人，曾在拉萨附近的哲蚌和色拉两寺学习过，并取得了学位。上面说的统帅策凌敦多布也曾作为僧人，在日喀则的著名寺庙兼经院学习过。他是独立于鞑靼汗王的近亲，本性热情、精明、勇敢、自信、刚毅而好战。”（注：德西德里《西藏纪事》第241页，英文版。）准噶尔军队攻占拉萨后，肆意掠夺，连黄教圣地布达拉宫也难免于难。他们“搜各庙重器送伊犁”（注：《圣武记》卷五《国朝抚绥西藏记》上。），在伊犁河北岸建造了规模宏伟的固勒扎都纲，在伊犁河南岸建造了海努克都纲。
    事实上，这种“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的历史悖逆现象实繁有徒。维纳卡人曾对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中的亚历山大和君土坦丁堡进行过无情的抢劫，而佛教开基之初“佛舍利之战”的豪夺狂掠也是彰彰可考的事实。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现实的情境因素的支配使附丽于宗教的道德规范失效。佛教的教义是抽象的，是超越个人心理的，而人对佛教文化价值的判断和选择，不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作为他视之为真理的标准，无不和其全部实践联系着，无不和其“所需要的那一点”联系着。对于卫拉特蒙古封建主来说，他们在黄教中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其纯宗教虚幻的内容，而更重要的是类似于“王权”一类的世俗内容。佛教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一开始就不只是具有抽象的哲学意义，而且具有更重要的实践意义。特别是在各种社会势力的矛盾、冲突中，人们往往以自己的非理性反对别人的非理性，或者说是以自己的价值悖谬反对别人的价值悖谬。这种悖谬的冲突又会造成冲突的悖谬，造成许多历史的纠结。佛教在许多场合下对社会发展来说是一种静力系统，但正是人们对佛教的信奉而往往导致冲突和战争，驱使人们成为战争的工具。心理分析理论认为，仇恨是好战的人的一个性格特征，可以表为多种方式。它可能含辛茹苦地谋划有伤于其他的个体、其他的民族、其他的阶级、其他的种族的活动，可能在破坏个体可能有的所有接触可能性的过程中扩展自己。我们可以看出，准噶尔与和硕特的冲突是游牧民族部落主义所导致的敌对行为，准噶尔封建主将自己的真实意向掩藏起来以麻痹对方，而“真假达赖之争”又与准噶尔、和硕特的裂隙交织在一起，这样，宗教对人的征服和人对宗教的利用难分难解，经过一场激战，拉藏汗罹难身亡。准噶尔军队是游牧社会的武装力量，其作战的方式决定了其攻占拉萨后不可能秋毫无犯。与此同时，其他社会力量也趁机胡作非为，各种因素振荡氤氲，使社会陷于灾难性的混乱之中，表现出极大的狂热性和非规范性。残忍性、倾轧性等等是社会内乱中通常容易产生的行为特性。在这种社会聚合群体行为中，文化层面的控制被弃置一边，自律与他律都不具有意义，人们为自己的思想平衡或利益而对公认的传统社会规范加以背离和反叛，便成不正常时期的常态越轨行为了。总而言之，准噶尔军队搜取各庙重器以送伊犁这一信仰佛教的教徒的怪畸现象的因由，在于宗教的信仰没有战胜民族利益的诱惑，所以这也给历史学家们留下了十分费解的困惑。
    对历史表象的理解和判断，惟有心相通之，心相验之，才会产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切认知和独到领悟。卫拉特蒙古社会历史存在许多悖逆的现象，将我们引入一种理性的痛苦，我们在清理自我心灵中的困惑过程中产生了上述并不成熟的理性思考的文字，敬请专家学者赐教，从而达到“以沃吾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