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到这里，我们觉得这还不能圆满解释康熙帝发动对准噶尔战争的原因，仍有紧紧围绕历史动机逐层深化分析的必要。安全需要是一切统治者在紧急状态下的积极的支配的动员力量。这种安全需要得不到满足时，统治者们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和紧张的心理状态，而这种紧张的心理状态又会转化为动机，成为统治者们发动和维持其行为的内在动力。应该看到，当时噶尔丹统治的准噶尔是我国境内一个独立政权，而喀尔喀在1691年多伦诺尔会盟以前尚未明确归属清廷，噶尔丹所发动的与喀尔喀之战本来是东、西蒙古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清廷起初也是以居间调停者的身份从中斡旋，可是什么原因促使康熙帝态度陡然转变并决定大动干戈呢？当时的局势不需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对准战争，只要扼其兵锋、挫其锐气，就可以使清王朝当时的边境保持安定，但清朝不仅调集十万大军三路出击，而且在平定三藩之乱时一直在北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康熙帝也不避寒暑艰辛，躬历戎行，三勤薄伐，这便不能不使人们感到难以索解。西方精神分析史学家们以战争即出生的范型来解释战争起因，由于这种理论的可验性是不存在的，而且这个领域太复杂，所以我们感到对此有必要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不过，这种理论使我们知道探查战争主体心理的形成经历的必要。
    心理学理论认为，无意识是人们过去经验的一个大仓库，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人的动机、意图的源泉。众所周知，满族出自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冲锋陷阵，风发凌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并在萨尔浒大战后斩将搴旗，攻城掠地，几乎奄有全辽之地，逐渐具有和明朝政府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力量和雄心。创业艰难百战多。尽管皇太极在努尔哈赤死后因面临许多内外矛盾而打出与明朝议和的旗号，麻痹和涣散明朝的斗志，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但在实际上，皇太极从未停止或放弃对明朝的战争，并在崇德年间以后就扔掉了议和的旗帜，集中全力向明朝展开全面进攻。最后，当明王朝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推翻，满族贵族乘机率领八旗颈旅结毂连骑，长驱入关，奠都北京。满族贵族这段龙兴的历史不仅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所矜伐，而且深深镌印在他们的心灵上。准噶尔部势力的坐大与当年满族的龙兴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当噶尔丹的兵锋抵达距北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时，清朝“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曲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清朝统治者便因为其祖先龙兴的历史的心理投射而形成一种心态的条件反射，对噶尔丹的潜在威胁怵然心惊，产生出一种被自我主观意识所无形中夸大的恐惧感，似乎有一种大清帝国被准噶尔势力掐住脖子的那种许多战争爆发前都容易出现的窒息感。这种心理意象使清朝最高统治者感到只有进行战争，辟出一条生路，才是内心紧张的惟一出路。由此可见，满族龙兴的历史沉淀于清朝统治者无意识深层而形成的情结，支配着清朝统治者发动对准战争的行为动机。
    当然，我们也应当避免纯粹用个人的、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政治生活。政治行为是人们针对自己的历史变革自己的生活的过程。力量、结构、信仰等已知事物要求人们作出特定的反应，与反应的绝对需要同样重要的，是反应的形式即人格因素。康熙帝属于主动肯定型的领袖人物，他在自我意识上有很高的自我肯定感，这种自我肯定感来自于他取得擒鳌拜、平定三藩、驱逐沙俄在东北侵略势力等一系列熠熠业绩的政治生涯。心理学研究表明，自我肯定感高的人，往往是内部控点程度较高的人，这种人的行为往往是由自己的认识来支配的，很少受外界的影响，即使受外界的影响，也会坚持自己的看法。康熙帝对自己的宗庙社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把大臣们否定性的情况合理化，不为浮议所惑，认为噶尔丹“力强志大，心将窥伺中原，至殒命不止，岂可泛视，审诸度外？”（注：《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首，《御制亲征朔漠纪略》）康熙乾纲独断，其目标指向性十分明确，即k24k502.jpg取噶尔丹，消除隐患而不致滋蔓难图。总而言之，在清廷决定对准战争中，心理上夸大的恐惧意向与满族龙兴历史之间的内中的丝缕隐然可见，而康熙帝的人格因素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也是不难觑破的。
    二
    在藏传佛教发展的历史中，黄教弘通于蒙古地区这一现象值得引起历史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它使藏传佛教文化圈急剧扩展。诚然，藏传佛教在元代亦曾对蒙古族发生影响，但这与黄教在蒙古地区的流布不可同日而语。藏传佛教经过长期的发展，在青藏高原上已经厚积流光，随着对藏区本土的浸润的趋于均质和饱和，其向外扩展的内在冲动必然潜滋暗长而推之极峰，经过宗喀巴力倡改革而创建的黄教如日方升，出于自身发展与生存的需要而不自觉地充当了完成上述内在冲动的历史工具。这也是黄教对藏传佛教发展的功绩之一。
    我们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纷繁驳杂的现象中可以感性地意识到，宗教的诞生多肇始于民间，其传衍、特别是移植于新的社会环境则往往需要依靠上层统治者的鼎力相助。且不说别的宗教，至少佛教的情形是如此。黄教最早于何时传入卫拉特蒙古？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我们与其在这问题上进行烦琐丛脞的考证而扰乱自己的思路，倒不如运用历史研究的模糊性去径直达到对我们所专注的研究客体的把握。大概说来，黄教从最初传入卫拉特蒙古到1771年土尔扈特部落从伏尔加河流域返回新疆伊犁为止，至少有一个半世纪以上。一个半世纪对于不同的参照物来说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过对黄教在卫拉特蒙古中的传播来说不算长也不算短。历史的经验使我们知道，一种宗教从滥觞到蔚为大观，或者从登峰造极到日落西山，在一个半世纪这样的历史时段都是完全可能的。由于不生硬地割断历史而将历史发展过程加以划分的考察办法一向为许多历史学家们所使用，所以在这里我们把黄教在卫拉特蒙古的传播这种文化迁移适应作为一种随时间推移而导致不同心理后果的动力学过程来考虑，从而对其历时性提出我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