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黄教这种文化现象从其源区向卫拉特蒙古的传衍过程中，地缘因素的影响很大，内音托齐一世出家即是土尔扈特人当时“邻近卫藏”、藏传佛教文化邻接扩散的产物，不过，卫拉特蒙古接受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东、西蒙古之间的战争所诱发的黄教文化圈的蔓延。顾实汗是拜巴噶斯之弟，比咱雅班第达年长17岁，他在1606年东、西蒙古之间的战争弭兵止戈，“东柯尔法王及喀尔喀王和他的臣僚等对他这种精神都很是饮佩而生随喜，赐他以大顾实的职位。”（注：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藏文版，第256页。）基于此，我们不难推理出以下的论断：（1）顾实汗此时与东科尔呼图克图有所接触；（2）据若松宽考证，1665年到卫拉特蒙古传播黄教的察纲诺们汗即为东科尔呼图克图三世，则东科尔呼图克图十年前与顾实汗的接触，便为其后来成功劝导拜巴噶斯创造了机缘；（3）顾实汗的意识倾向很可能对拜巴噶斯产生影响；（4）东、西蒙古之间文化距离几乎等于零，战争等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而导致佛教在卫拉特蒙古人中间的传播自属易易。
    史料的阙如，使我们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在卫拉特蒙古王公所派出的32位贵族出家子弟究竟有哪些人这一问题上无用武之地。我们从史料中看到，除了咱雅班第达之外，还有墨尔根岱青之子堪木布呼图克图、楚琥尔乌巴什之子罗卜藏呼图克图。继此之后，卫拉特蒙古王公子弟出家者仍然层出不穷，噶尔丹、伊拉古克三等为其中的典型。我们对噶尔丹的出家将在后面谈到，至于伊拉古克三，清代学者祁韵士在《皇朝藩部要略》卷九明确记载：“伊拉古克三班第达呼图克图者，鄂齐尔图第三子也。以其为僧，故贵之”（注：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鄂齐尔图为拜巴噶斯之子。《咱雅班第达传》中也有和硕特车臣汗（即鄂齐尔图）之子正在西藏学佛的记载。既然咱雅班第达为拜巴噶斯的义子，与鄂齐尔图为同辈，我们则可以视噶尔丹、伊拉古克三为继咱雅班第达那一批出家者之后的第二代。
    这些贵族子弟到西藏学法的活动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视，但我们把这些不引人注目的历史事实投射到卫拉特蒙古整体历史的屏幕上时，就可能得到一种另有新意的显影。这些贵族子弟的出家标志着卫拉特蒙古形成了新的政治势力。出家的贵族子弟既具有宗教地位，又因他们的血缘关系而使他们与卫拉特蒙古世俗封建主密不可分，这样，他们便在卫拉特蒙古社会中举足轻重，成为纵横捭阖的风云人物。卫拉特蒙古王公子弟出家在1640年之前为发轫阶段，而在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期间盛极一时，此后虽然不绝如缕，却毕竟不能恢复往昔的辉煌。我们仔细比较1640年卫拉特蒙古出兵青海，西藏的军队统帅与1616年派遣子弟出家的卫拉特蒙古王公，发现两者之间大体相同。在我们看来，1616年派遣子弟出家的卫拉特蒙古王公既然有自己的骨肉血胤在西藏学经求法，当他们的子弟濒临危险时，他们自然不能坐视不救。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们引述传统的记述将黄教上层人物请求卫拉特蒙古保护的主谋者归之为班禅四世罗桑却吉坚赞、五世达赖的强佐索南绕丹等人，可是对黄教上层人物为何偏偏选中卫拉特蒙古贵族却不甚追究。其实，1616年卫拉特蒙古王公派出的出家子弟恐怕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很可能出于本民族利益而在两者之间穿针引线。我们透过咱雅班第达在达赖喇嘛危难之际鼎力相救这一历史文献的背后，也许能够体味出当时的几分真实的信息。
    三
    佛教的戒文，每一条都有分寸，都有严格的规定，它不是柔性的“佛教宪法”，只表现出原则性的义务与权利。它只限于一定的时间与空间，错了一毫，便是犯戒，因此它硬性地律定了一个出家人的行为与身份，传达着一种既含有主观威势又含有对行动选择的后果进行告诫的涵意。征战杀伐，使生灵涂炭是在佛教中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罪孽。热衷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常常极言文化对民族性格的至为攸关，美国学者瓦莱斯在其《文化与人格》一书中干脆把文化和人格视为同一物。与其他众多学术研究者一样，文化研究的热潮给予过我们重要的影响，而且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已是无可争议的公理性事实，但是，我们过去大多用“文化一元论”对事物用了垂直性的、因而也是简单化的理解，似乎文化是解释一切现象的灵丹妙药，这样便使我们不能踏踏实实地揭析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
    如果用“文化一元论”解释佛教对卫拉特蒙古历史的影响，那么卫拉特蒙古历史在接受佛教后应该不是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相斫史”。然而，事实大不其然。梁份的《西陲今略》是惟一为噶尔丹立传的汉文史籍，书中这样写道：噶尔丹“稍长，喜奉释氏。有大志，好立奇功，父母深爱之，欲立为黄台吉。噶尔丹曰‘阿哥在’，乃尽髻其发，独身往乌思藏。”噶尔丹生于1644年，因为僧格于1653年即位，所以，按照梁份的记载，噶尔丹必定是九岁之前独自前往西藏。我们认为，梁份的记载显然存在舛误之处。在一般情况下，九岁的孩子不可能具备如此强烈的独立意识，往往只能处于政治边缘化的地位。由于心理分析理论是发生理论，它要求研究者分析政治行为时，应对人格系统动力有全面系统的了解。我们从噶尔丹早期经验可以看出，其父死于他早年时期，年龄的幼小使他难以与兄长们争衡，他的出家不可能出于自愿，因此，入世精神植根于他的个人性格之中，成为顽固的主导倾向。这种心理构造影响着他后来对佛教的感知，并相应地左右着他的策略和行动。
    社会学中人际关系的资源分配理论认为，社会交换的资源包括金钱、实物、地位、服务和感情。当一个资源分配者要分配自己控制的资源时，他总是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分配，根据人情偏爱的原则来考虑付出的代价、与对方的感情关系、得到回报的可能性、在同一个社会关系网中他人的社会评价等因素。如果两者的感情越深，需求者的社会地位越高，分配者控制的资源越多，将来得到报答的可能性越大，需求者与大人物的关系越亲密，那么分配者给予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大。由于噶尔丹是卫拉特蒙古王公的子弟，卫拉特各部又是格鲁派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当时就直接统治着西藏，所以，噶尔丹这些天骄之子在西藏学经时便自然格外受到格鲁派上层的青眼相加，格鲁派上层人物对噶尔丹眷顾备至不能说不包含着一定的功利主义的态度。这种学经生活阅历没有使因处于政治边缘化地位而具有攻击欲、被遗弃的恐惧感的噶尔丹的内心紧张得到缓解，反而导致在这一段时期内噶尔丹的人格张度不断地扩大。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佛教统治着卫拉特蒙古社会的意识形态，噶尔丹对佛教不可能产生“外道”的异端思想，何况他与达赖喇嘛的密切关系使他对达赖喇嘛倾其至诚，长期的佛教教育也或多或少给他某种程度的濡染，因此我们认为噶尔丹对佛教的崇信确实发自内心。然而，他的政治边缘化地位使他耿耿于心而不能释怀，随着年龄增长和学经后地位的提高，他内心的不平衡更加严重，呈现出人格的自我分裂倾向，以致最后理所必然地离藏还俗。明乎此，我们心中的困惑--噶尔丹长期接受佛教熏陶却一生盘马弯弓，睚眦驰逐，许多行为都与佛教充满和平精神的戒条离宗又离谱--似乎便可以稍稍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