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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潜在的买卖妇女市场
社会上对侍妾妓女的需求，必然促成人口市场的形成。人口，毕竟不如马牛羊等，可置之列肆，供人挑选。然而，专门从事人口买卖中介活动的牙侩的存在，表明宋代人口市场始终存在，其中，北宋以汴京，南宋以临安为最大。史载，北宋汴京“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雇觅人力》，四库全书本。）。南宋的情形，与此相同：“如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致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注：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雇觅人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有人买，又有地方卖，宋代在都城周围地区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尚：“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剧杂人、拆洗人、琴童、厨子等级，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家不可用”（注：洪巽：《旸谷漫录》，《说郛》卷二九上。）。又，淳祐年间知南剑州徐元杰上奏说：“……臣观都人生女，自襁褓而教之歌舞，计日而鬻之，不复有人父母之心。……此风积习，转转日甚，连甍罕良家矣。”（注：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七《风俗》，四库全书本。）宋代常有嫁女破家之说，范仲淹曾立下规矩：“嫁女者钱五十千，娶妇者钱二十千，再嫁者钱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注：范仲淹：《范文正公义田记》，《说郛》卷七三下。）嫁与卖相比较，难怪京都百姓乐此不彼；也难怪两浙有“地无三尺土，人无十日恩”（注：庄绰：《鸡肋编》卷上，四库全书本。）之讥。
比较而言，京城出卖的妇女，对人们更有吸引力，他们常利用各种方法到京城买妇女。冯京的父亲是商人，其妻即嘱其利用往京城经商的机会买妾（注：《鹤林玉录》乙编卷四《冯三元》。）。韩琦镇真定时，为款待门客彭知方，“特以百缗遣一指使呼吏报都下市一女奴赠之”（注：刘斧：《青琐诗话》，《说郛》卷八一。）。王仲仪为酬谢欧阳修为其父作墓碑，“遣人如京师，用千缗买二侍女并献，公纳器物而却侍女”（注：曾慥：《高斋漫录》，四库全书本。）。
二、买卖妇女的具体情形
宋代买卖妇女，没有地域限制。有贩往契丹的，天禧三年六月真宗即规定：“自今略卖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领并处死，诱致者，同罪；未过界者，决配淮南州军牢城。”（注：《长编》卷九三，天禧三年六月辛丑条。）也有贩往西羌的，“淳化二年诏陕西沿边诸郡，先岁饥，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宜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也有贩往蕃部的，宋王朝规定：“如有将人口货卖与蕃人，及勾该居停住，并依格律处死。验认到人口，便仰根问来处，牒送所属州府，付本家。仍令逐处粉壁晓示。”（注：《宋会要辑稿》兵二七之一。）也有卖与西南夷的，“近属戎人岁贡马，所过州县，多私市女口出边关。自今谨捕之，敢以女口私市与贼人者，弃市；知而不以闻者，论如法”（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二之三。）。甚而有贩往海外诸国的，前文已述。
宋代妇女买卖，其情形较为复杂，有必要加以分析。
（一）买与卖的几种情况
买进妇女的人，主要是官宦人家，而且动机也不尽一致，大致可分几类。
好色。史料表明，宋代士大夫“溺于身色，一切无顾及”，“观察使张渊，绍兴中为江东副总管，居建康。每以高价往都城买佳妾，列屋二十人……”（注：《夷坚志》三志辛卷一《张渊侍妾》。）。潭州守帅某，“晚得良家女为妾，名之曰酥酥儿，嬖宠殊甚”（注：《夷坚志》丙志卷一五《燕子楼》。）。有些人追求暮年欢，不惜旁人讥讽。“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注：《事文类聚》后集卷一六《用事精切》。）。有些人把姬妾美女，视为奇珍异货，既呵护备至，又对其严加约束。“高子勉（荷）世居荆渚，多赀而喜客。尝捐钱数十万买美妾，置诸别圃，作竹楼居之，名曰‘玉真道人’，日游其间。有佳客至，则呼之侑席，无事辄终日闭关，未尝时节出嬉”（注：《夷坚志》丁志卷一六《玉真道人》。）。有些人情急之下不辨男女，上当受骗留下笑柄。“兴元民有得路遗小儿者，育以为子，数岁美姿首。民夫妇计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独不售数十万钱耶？’妇曰：‘固可诈为也。’因纳深屋中，节其食饮，肤发腰步，皆饰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携至成都，教以新声，又绝警慧，益秘之，不使人见，人以为奇货。里巷民求为妻，不可，曰：‘此女当归之贵人。’于是女僧（侩？）及贵游好事者踵其门，一觌面辄避去，犹得钱数千，谓之看钱。久之，有某通判者来成都，一见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与直至七十万钱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与客饮，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拥而致之房，男子也。大惊，遣人呼其父母，则遁去不知踪迹。告官召捕之，亦卒不获”（注：廉宣：《清尊录》，《说郛》卷三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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