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卖身契，似乎是典卖与绝卖的混合物：“来年五月尽填还”，应指回赎，“自卖已后，任承朱家男女时代为主”，似指绝卖。契中值得注意者，是被卖人壏胜时已28岁，对于自己的人身仍无自主的权利。
    交易达成后当事人似应对中介人有所表示。《夷坚志》载：南宋有女侩施三嫂，对“州民”张元中说：“曩与君买婢，君约谢我钱五千，至今未得……”（注：《夷坚志》丙志卷一一《施三嫂》。）这恐怕也是宋代牙侩众多，而有些士大夫也乐于找牙侩作中间人的原因吧。
    从时间上讲，宋代卖身契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固定期限的卖身契。南宋时的法律是：“雇人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转雇者，年限、价格各应通计。”（注：罗愿：《罗鄂州小集》卷五《鄂州到任五事札子》，四库全书本。）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表现在：（1）过限拘执不放。《夷坚志》载：“袁州娼女冯妍，年十四， 姿貌出于辈流，且善于歌舞，本谢氏女也。其母诣郡陈状云：‘卖此女时才五岁，立券以七年为限。今逾约二年矣，乞取归养老，庶免使以良家子终身风尘中。’”（注：《夷坚志》支志丁卷四《袁娼冯妍》。）也有人在契中不立定年限。绍兴末年，临安知府赵子潇即指出：“近来品官之家典雇女使，避免立定年限。将来父母取认， 多是文约内妄作妳婆或养娘房下养女，其实为主家作奴婢役使，终身为妾，永无出期……”（注：《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五。）（2）增价转卖。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卖过身子钱》：“阿陈之女方于前年十一月雇与郑万七官者七年，止计旧会二百二十千。十二月，便雇与信州牙人徐百二，徐百二随即雇与铅山陈廿九，身子钱已增到七百贯矣。才及六月，陈廿九又雇与漆公镇客人周千二。曾日月之几何，而价已不啻三倍矣。”这哪里是“雇”，分明是卖，陈女如同牲口被买来卖去，没有人身自由。试想：陈女雇期七年，价七百贯，每月近十贯，哪有如此高之“雇价”？袁采已明白指出：浙东有士大夫对于期限届满之奴婢，“不还其夫而擅嫁他人，有不还其父母而擅嫁人”（注：《世范》卷下《治家》。）。另一种卖身契是终身契，宋初窦俨父亲禹均，“先有家童，盗用房钱两百千，虑事觉，有女年十二、三，自写券，系女臂云：‘永卖此女与本宅，偿所负钱。’自是远遁”（注：《厚德录》卷一。）。恐怕宋人追求的主要是这类。
    洪迈《夷坚志》载有一则宋人买妾的事例，颇为详细，也并录于此：
    有前衡州通判孙朝请者，……语之（郑主簿）曰：“此来欲买两妾，正以干扣小累，未敢辄为。今虽以冒除书，然自度出入里陌亦不便。恰闻吴知阁宅同出三人，只在近处牙侩家，欲乘夜往观之，吾友能同此行否？”郑欣然承命，即俱出到侩处。其一少艾有乐艺，而价才八十千，其二差不及，而为钱皆四五十万，扣其故，曰：“少者受雇垂满，但可补半年，故价值不多。彼二人则在吴宅未久，当立三年券，今须评品议直耳”。孙于是以六百千并买之。郑以八十千不多，且又美色，姑欲如其说。候相处及期，别与为市。探囊取楮币付侩，而怀吴氏券与妾归。孙以万钱为定，候明成约，竟得之。皆喜其圆就之速，更置酒款昵，几如姻旧。（注：《夷坚志》补卷八《郑主簿》。）
    三、余论
    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与唐代相比，有了明显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宋代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改善。从上文可看出，宋代妇女买卖有以下几个特点：（1 ）与男子相比妇女更多地成为买卖对象，这与上层统治集团荒淫糜烂的生活有关。（2 ）妇女本身并不是契约当事人，而是买卖对象，即使成年也不例外。妇女常常成为父母逃避饥饿困穷最为有力的资本。（3）契约关系下的悲惨生活。 契约关系不过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法律形式，自由、平等是其最本质的特征，然而，在契约关系下我们看到的是男女对比的严重倾斜，妇女不过是有钱人玩乐的工具。
    从妇女的社会形象看，宋人说：“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洛花、建茶、妇人脚”；又云：“妇人美色能文翰，谓之人妖”（注：太平老人：《袖中锦》，《说郛》卷一二。）；从关于妇女的贞节观来看：“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注：程颐、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下《附杂录后》，见《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从妇女日常生活方式看，女子自八岁“不出中门”（注：司马光：《书仪》卷四《居家杂仪》，四库全书本。），“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又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喻阈”（注：司马光：《家范》卷一，四库全书本。）。加之像牲口一样被买来卖去，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宋代妇女地位实际上是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