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有许多单身女子，因甚少出门，不识路途，很容易为人掠买。比如，宣和中，“京师士人元夕出游”，有一美女子与同伴离散，自云：“我在此稍久，必为他人掠卖，……”（注：《夷坚志》甲志卷八《京师异妇人》。）。有些奸诈之人，则设局骗卖。绍兴初，“四方寇盗未定，汴人王从事挈妾来临安调官”，王出外赁屋，“奸人窃闻之，遂诈舆至女侩家而货于宰”，宰“以为侧室”（注：《夷坚志》丁志卷一一《王从事妾》。）。从前文所述来看，这种非法拐卖妇女的事例较多。
    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买卖、典卖与雇佣。从宋代文献来看，无论是买卖、典卖或雇佣，实际上都是对妇女人身的转让。理由在于：（1 ）宋人不仅在文献中经常混用典卖与买卖，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两种条件下的妇女命运并没有本质区别，主人对其人身都有支配权。（2 ）雇佣妇女如女使，在文献中较为常见，似乎雇佣双方是在妇女提供劳务获取雇值而建立的一种法律关系。宋代文献中有“无子闻女使怀妊暗欢喜”（注：王銍：《杂纂续》，《说郛》卷七六。）之说，说明女使的人身而不仅仅是其劳力，受主人支配。这种雇佣实际上具备了买卖的特征。简言之，典卖也好雇佣也好只要妇女的人身受主人支配，就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买卖关系，无须拘泥于文字。
    （二）买卖程序
    1.问来历。“买妾问来历”（注：王銍：《杂纂续》，《说郛》卷七六。），南宋人袁采对此有详细的介绍：“买婢妾须问其应典卖不应典卖。如不应典卖则不可成契。或果穷乏无所依倚，须令经官自陈下保审会方可成契。或其不能自陈，令引来之人契中称说，少与雇钱，待其有亲人识认，即以与之也”（注：袁采：《世范》卷下《治家》，四库全书本。）。理由十分简单，合法的买卖，方受法律保护，而稍不谨慎，可能官司缠身。“大观中，京师耿愚，买一侍婢，丽而黠”，后婢称遇见其夫，“耿闻之大怒，诟责之曰：‘去年买汝时，汝本无夫，有契约牙侩可验，何敢尔？’”最后官司打到了开封府（注：《异闻总录》卷一。）。
    2.议价。妇女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妇女的姿容、声伎与品性，比较而言，更重前者。王安礼说：“妾之所以直数十万者，以善姿首也。”（注：《长编》卷三二三，元丰五年二月丙寅条。）许多士大夫正是看在“美”这一点上舍得出钱。其次要看买卖的目的。买美妾与买乳婢或厨娘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冯京的父亲，买妾之资，是“白金数笏”，乳婢只需几千。再次，还要看买者的心情。“寇莱公梦得丽人蒨桃。后有老携女，公造焉。姥曰：‘女不见客。’公曰：‘尔试呼之。’少选，出拜曰：‘此吾主。’公悟，向所梦遗姥银百星，售女为妾”（注：《类说》卷五二《纪闻谈》。）。最后，取决于该妇女是否被人首次出卖或者契中所定卖身年限是否已逼近。陆游云：“都下买婢，谓未尝入人家者为一生人，喜其多淳谨也。”（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四库全书本。）主人将奴婢出卖，如期限将近，“故价值不多”（注：《夷坚志》补卷八《郑主簿》。）。
    妇女的价格，也可能因时而异。北宋中叶，“鬻一下婢之赀五十万”（注：周輝：《清波别志》卷三，四库全书本。）。朱彧说：“京师买妾，每五千钱名一个，美者售钱三五十个（千？）。近岁贵人务以声色为得意，妾价腾贵至五千缗，不复论个数。”（注：朱彧：《萍州可谈》卷一，四库全书本。）妇女的价格，也可能因地而异，京师和经济发达地区妇女的价格就比较高。
    3.立契。妇女买卖是一要式行为，双方当事人应履行一定的形式，方为合法。宋初对此的规定与唐代一致：“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而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又规定：“即买卖已迄，而市司不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只杖一百。”（注：《唐律疏议》卷二六《买奴婢牛马立券》；《宋刑统》卷二六《校斗秤不平》。）这项规定分为几个方面：（1）买卖奴婢等， 应有书面合同，即“市券”。市券应在口头协议达成且买方支付价钱后三日内写立，否则属违法。（2）即使有书面合同， 如卖方在立券时故意隐瞒奴婢等身上之疾病，买方可撕毁合同，买卖无效。（3）立券之后， 地方衙门主管机构应当及时办理过户手续。过户的意义有二：其一，按宋代有关典卖的法律，官府应在契上盖印，称之为赤契买卖正式生效；否则为白契，不受法律保护；其二，宋代有所谓牙契钱，具有交易税和契税的性质，绍兴五年为百分之十。《宋刑统》卷一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规定，奴婢可作为典卖对象，因此从刑律的角度，买卖奴婢自应在征税之列。
    从宋代文献来看，买卖妇女是要立买身契的，不过，宋人既没有把它拿到官府盖印，也没有向官府交税，只有一纸文书。宋代的卖身契，有些相当简略。北宋中叶，“陈贯为（三司）省副”，与一胥吏不协，双方每欲排斥对方。“一日，陈曰：‘宅中欲请女客，何人可干？’胥曰：‘某可督视。’宴席所须十未具一，胥携小女于东华门街，插纸标曰：‘为陈省副请女客监厨，无钱陪备，今卖此女，要钱若干。’潜结逻者以闻，陈竟罢职”（注：《类说》卷一六《倦游杂录》。）。李沆有一“世仆”，欠主人家数十千钱。“忽一夕遁去。有女将十岁，美姿格，自写一券，系于带，愿卖于宅以偿焉……”（注：《厚德录》卷二。）。上述两例都是在没有中介人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是委托中介人，比如牙侩，契书可能更详尽些。袁采说：“雇婢仆须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为之也。”（注：《世范》卷下《治家》。）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宋初卖身契，今录于此：
    淳化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二日，立契押衙韩愿定。伏缘家中用度，欠缺疋帛。今有家妮子壏胜年可贰拾捌岁，出卖与常住百姓朱愿松妻男等，断傥人女。价，生熟绢五匹，当日现还生绢三匹，熟绢两匹，限至来年五月尽填还。其人及价更相分付。自卖已后，任承朱家男女世代为主，中间有亲性眷表认识此人来者，一仰韩愿定及妻七娘子面上，觅好人充替。或遇恩赦流行，也不在再来论理之限。两共面对商仪（议）为定，准格不许翻悔。如先悔者，罚楼绫一匹，仍罚大羯羊两口，充入不悔人。恐人无信，故勒此契，用为后凭。其人在患，比至十月已后，不用休悔者（押）。买（卖？）身女人壏胜（押），出卖女人娘主七娘子（押），出卖女人郎主韩愿定（押），同商量人袁富深（押），知见报恩寺僧丑挞（押），知见龙兴寺乐善安法律（押）。内熟绢一匹，断出褐陆段，白褐陆段，计拾贰段，各丈（长？）一丈二，比至五日尽还也（押）。（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三○《卖家妮子壏胜契》，巴蜀书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