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68、633、160、632、270页；希罗多德：《历史》，第45、473页。有论者强调希、修等人撰史“首要意在载录成功事迹”，参阅戈登·S. 施林普顿：《古希腊时代中的历史与记忆》（Gordon S. Shrimpton，History and Memory in Ancient Greece），蒙特利尔：皇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而在我们看来，他们更多着意于通过双方失误及天灾人祸等题材阐发重大战事的政治伦理意蕴。如希氏在“悲剧模式”上开创了“一种整体的、具有因果关系的、教谕性的历史叙事”，弗莱明·A. J. 尼尔森：《历史中的悲剧：希罗多德与申命记范式的史记》（Flemming A. J. Nielsen，The Tragedy in History：Herodotus and the Deuteronomistic History），舍菲尔德：舍菲尔德学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61～162页；比较参阅苏珊·O. 夏彼罗：《品味苦难：希罗多德笔下的人类智慧》（Susan O. Shapiro，“Learning through Suffering：Human Wisdom in Herodotus”），载《古典学刊》（The Classical Journal），第89卷，第4期，1994年4-5月号，第349～355页。关于修昔底德笔下战争、堕落、衰变等历史论题的道德内涵，参阅克利福德·奥温：《修昔底德的人道》（Clifford Orwin，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4）弗朗西斯·鲍威尔：《鉴往：四世纪散文中历史的教谕功用》（Frances Pownall，Lessons from the Past：The Moral Use of History in Fourth-Century Prose），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该书主要是以色诺芬等古典晚期史家为例展开讨论。
    （65）整体而言，波氏撰史的道德内涵长期遭到轻忽。事实上，《历史》叙事具有强烈的道德意味，且与其“实用主义”意旨内在一致。F. W. 沃尔班克对此有所阐发（如历史经验教训的“道德内涵”、“徘徊挣扎于权宜与道德之间”等），参阅《波利比乌斯》，第58、84页等相关论述。
    （66）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33～35页。
    （67）（68）波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393、395～397页。
    （69）（70）波利比乌斯：《历史》，第4卷，第165、553页。
    （71）有论者强烈反对F. W. 沃尔班克等人的观点（即波氏是“彻底的实用主义”和“冷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之信奉者），相反，波氏继承了“荷马式的处世态度”（即强调“荣耀、崇高与责任”等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参阅阿瑟·M. 埃克斯坦：《波利比乌斯〈历史〉中的道德立场》（Arthur M. Eckstein，Moral Vision in the Histories of Polybius），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4～55页等相关论述。但依笔者愚见，轻忽相关的社会历史背景显然弱化了论题的实际深意。
    （72）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213页。
    （73）波利比乌斯：《历史》，第5卷，第163页。
    （74）F. W. 沃尔班克以《历史》卷31～39为例指出波氏罗马观至此经历了显著变化。但本质上表明了其史观的矛盾性--须知前半部分历史叙事竭力强调罗马堪称“完美无缺”的奇迹般崛起。在此意义上，《历史》存有前后抵牾的两大部分，波氏自身无法调和、掩饰如此庞杂的体系与内容，参阅《波利比乌斯》，第六章（“Polybius and Rome”）相关论述（第157～183页）。有论者指出《历史》最后10卷叙事明显变得模棱两可（较之前文旗帜鲜明的论述），参阅克莱格·B. 查姆比昂：《波利比乌斯〈历史〉中的文化政治学》，第198～199页。另有论者通过探究《历史》卷30～39的创作时间与环境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其与前面30卷“甚不协调”，参阅米切尔·查恩特：《调适-抵制-融合：波利比乌斯与罗马政治》（Michael Zahrnt，“Anpassung-Widerstand-Integration：Polybius und die Rmische Politik”），载N.埃尔哈特、L. -M. 君特尔合编：《抵制-调适-融合：希腊国族世界与罗马》（N. Ehrhardt，L. -M. Günther，eds. ，Widerstand-Anpassung-Integration；Die griechische Staatenwelt und Rom），威斯巴登：弗兰茨·施坦纳出版社2002年版，第77～102、85页相关论述。依笔者愚见，上述论断显然不同程度上忽略了波氏史观变动及随之而来的复杂性。
    （75）F. W. 沃尔班克指出，波氏史论“颇有老生常谈的说教意味”（即强调功成名就的强权者务须中庸节制），参阅《波利比乌斯》，第62、178～183页。但笔者愚见以为，波氏史观绝非就此裹足不前，诚如本段正文所示：道德史观作为前述命题的升华性完善并不意指其史观的圆满完结，相反，悲观宿命意识不仅充溢于《历史》最后10卷，很大程度上更是他晚年尴尬心境的主色调（关于波氏悲观的人性论，参阅阿瑟·M. 埃克斯坦：《波利比乌斯〈历史〉中的道德立场》，第八章相关论述）。
    （76）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5～7页。
    （77）（78）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77～79、439页。
    （79）波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437、453页。
    （80）有论者考察了西方“政治史之父”修昔底德的历史视野及观念的局限性等，比较参阅格里高利·柯雷恩：《修昔底德与淳朴往昔：政治写实主义的局限》（Gregory Crane，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1）波利比乌斯：《历史》，第1卷，第9页。
    （82）埃利希·S. 戈鲁恩：《希腊化世界与罗马崛起》（Erich S. Gruen，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Coming of Rome），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页。
    （83）若将考论视野下延，我们注意到罗马史学史上的类似意趣：一方面，长期盛行分别对应罗马繁盛与衰败的两种“天命观”；另一方面“3世纪危机”背景下随着基督教的蓬勃发展，相关论说越加系统而提升至宗教学研究的高度，“神意史观”甚或成为传统俗世史写作重要的读史视角。比较参阅J. P. 戴维斯：《罗马宗教史：李维、塔西佗与阿米安笔下的神灵》（J. P. Davies，Rome‘ s Religious History：Livy，Tacitus and Ammianus on Their God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84）波利比乌斯：《历史》，第5卷，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