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波氏曾经反复强调罗马崛起实为理性计划的必然结果--正式发端于公元前241年乃至前387年间的侵略扩张中既已初露端倪，但上述所论表明《历史》阐释命运互相抵牾绝非是指它在其史观整体中无足轻重，而是寓意单纯人事性探究远不足以合理解释历史现象。与此息息相关而内在一致，更典型的实例则是阐释罗马崛起过程中备受推崇的政体说：
    我未能看到发生于我们所在时代罗马命运机缘中其他任何更大的巨变（55）。
    命运通过何种方式、政体形制完成我们时代最出人意料的功业，即引致世界所有已知区域归于一统，绝对史无前例的一项事业……他们成就的伟大和政体的实效（56）。
    鉴于“混融政体”循环性成长机理亦非单纯人力所能掌控，论及罗马成功显见含有浓厚的神秘意识：即在具体事务层面强调是纯粹理性的人力因素，整体而言又是命运的伟大杰作。而波氏论载希腊世界的盛衰，逻辑进路是如此。一方面强调全希腊及其属地总是厄运绵延，因为他们背信弃义、卑怯懦弱而致大祸临头；另一方面，声言希波战争胜利基于雅典等邦“果敢举措”的同时，则强调随后伯战中雅典惨败是因斯巴达“错误”地强制命运握在他们之手；底比斯取代斯巴达、马其顿取代底比斯，充分演绎了希腊诸邦总是崛起伟大而复又命运逆变。而且这也解释了雅典与底比斯政体因何“无需宏篇大论”，概因机缘与环境使之光环转瞬即逝，他们遭受了“命运逆转”。而后希腊化诸国王位更变同样“是命运声称重建世界”，仅在小亚、埃及“命运并未过于兴风作浪”，直至最终马其顿等族遭遇不幸！
    在上述意义上，关于波利比乌斯“命运论”我们至少需要明确两点。一方面，它深刻折射了《历史》叙事中波氏史观构建的递嬗脉络：起初致力于寻求人事性因果关联，但随着史事深进而开始关注命运的力量。鉴于此，很大程度上这也解释了其间看似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关涉罗马全盛时代的前半部分理性元素胜出，神秘力量则在余后凸显！诚如其开篇所言：
    我所论及的主题，即已知人类世界如何、何时以及因何臣服于罗马统治，应当被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它具有清晰可辨的肇始、确切不移的过程与无可置疑的结局……其中囊括的特定史事始于前述战争，高潮终于马其顿王国覆亡。起始间隙53载（57）。
    关于后半部分历史，由于事件的重要性与出人意料性，尤其是我不仅耳闻目睹了绝大部分，且亲身参与甚或直接演绎了部分内容，我不由自主地提起笔来仿若构撰一部新作（58）。
    另一方面，它的认识论基础同样源于对历史现实的深入反思：不仅削弱了政体论、心性说的理性能量，有时甚或升为较高层次的制导元素。倘如是，其他许多相关论断也许更值得深思：
    让我们铭记对于政治生活实践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是研究历史，让我们铭记学会勇敢承受命运无常变迁最实效的唯一路径是回忆他人不幸……我选作论题的事件的出人意料性，足以引起新奇并激励人们精读我的系统史著（59）。
    我认为向后世报道并记录诸如此类的命运插曲乃是历史的正当职能（60）。
    至少这世上无人敢就其个人抑或国家命运自诩--即使眼前万事顺遂，常人没有谁能从其现状中获取未来他将飞黄腾达的任何可靠自信--我据此笃信诸如此类的知识不仅有益，且在终极层面不可或缺……许多情况下真理更是扑朔迷离（61）。
    材料表明，在波氏看来，神秘元素作为深刻影响历史人事荣辱沉浮的特殊力量，理应成为历史写作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在趋利避害的意义上有助史学功能的圆满实现。而且，这似乎也暗示《历史》当初即对单纯人力探究缺乏足够信心。事实上，随着“道德史观”意向逐渐显明，预示着它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读史视角，且能通过与其他元素并论孕育更深层次的历史意识。
    四 道德史观：历史解释双重理路中的隐含主线
    行文至此，亟须回答的问题是：古希腊史观的主导思想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深度制约了史学目的？一言以蔽之，即在政治伦理视域下强调道德对历史的深重影响。有学者强调西方古典史学“较早地赋予了更高的目的，特别是用以推进道德伦理与爱国主义”，可谓一语中的。而且这从根本上解释了耐人寻味的一种现象，即古希腊史家为何普遍以重大战事为核心题材（62）。如在修昔底德那里，战争堪称最紧张而特殊的政治形态（“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就致使“一切都毁灭了”的伯战而言，它涤荡道德的能量前所未有。典型实例是雅典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特别是力主停战议和的尼西阿斯兵败惨死：“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间，他是最不应该遭到这么悲惨的结局的，因为他是终身致力于道德的研究和实践的。”总之，“在整个希腊世界中，品性普遍地堕落了”。鉴于此，希罗多德探明战争原因本身显然是对其野蛮残酷性极具政治伦理意味的强力批判：“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更重要的是，揭橥政治事务伦理内涵进而成为撰史目的。如希氏通过强调神意作为始终在场的惩戒性力量，神谕言曰，“在短期间你虽然变得强大，可是很快地你就又会衰微下去了”，奉劝世人行事虔敬节制而施行公义（63）。而他热衷比较希腊、西亚、北非诸族文化心理是非优劣等，正是意在表彰并希冀继续维系希腊城邦体制下的公民美德。
    继希、修氏以后，希腊史学着意于“清晰展现道德垂范并使之成为撰史的首要焦点”（64）。波利比乌斯亦不例外，突出体现在强调另有“深意”制约罗马兴亡。实际上，着笔之初很大程度上他已意识到人类历史变革中的道德力量（65）。不妨摘引政体、心性与天命论中的数例，以资说明：
    既然不易准确叙述旷日持久的任何战事，抑或展现双方大规模的广泛筹备、连续活动、争斗以及命运剧变的任何战事。其间两个国家道德尚未沦丧，机缘中庸节制，力量旗鼓相当……能够形成一种关于各国禀赋的更好评判（66）。
    复次，罗马关于获取财富的律法与习俗优于迦太基（67）。
    依我之见，罗马国家首要优异的特质是他们的宗教虔诚。我以为正是这一点……维系了罗马统一。此类事物堂而皇之地进入公私生活，别无他物凌驾其上……但因人性易变无常，充斥非法欲望、肆意冲动和狂暴愤怒，俗众需要……节制。由是在下认为，古人于众生中引入有关神灵和地狱苦痛的观念并非草率、偶然之举，现代人摒弃它们却是鲁莽、愚昧至极。致使在希腊人中……公务人员……无法维系其信仰；而罗马……履行了虔敬（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