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波氏看来，罗马创设优异政体的首要前提是政治伦理高于周边诸族！《历史》实则大量关涉国族良俗优法的比较，强调它们“可取抑或相反”关键是能否确保“民众私生活正当有序，国家整体特质温良公义”。而鉴于“宗教虔诚”至关重要，这似乎也契合了希、修对天意与人性的侧重。更重要的是，“尚未沦丧”寓意全书篇末将以道德视角解读罗马败落。特别是第三则引文，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突出体现在如就“混融政体论”而言，鉴于它主要是基于政治学层面考论“罗马崛起”，其中涵括的所谓“循环史观”显然也根本无法如实地描述罗马国族兴亡的历史“周期律”。另一方面，上述史论还折射了与早期希腊史家的一脉相承。突出体现在所谓“宗教虔敬”等皆有浓重的政治伦理色彩，而“天命论”往往匮乏哲学深度--直至罗马时代基督教会史家宣扬“神意史观”方才成为可能。当然就差异性而言，希、修等人的相关论说大多是与天命论等紧密相关而呈现出一种更为“胶着”的理论形态；相形之下，波氏倾向于将其视为理性史观元素的一部分并在政体论中予以探究。
    不仅是国族兴亡，个人成败同样源于道德品性。典型实例是马其顿王腓力五世的荣辱沉浮：
    没有哪位先前君王兼有成为一名好或坏统治者更多的禀赋……他的好禀赋与生俱来，劣性则随年龄与日俱增……向读者表达在下有关君王以及其他大人物的立场观点（69）。
    材料表明对波氏而言，道德修为影响人事得失并最终受制于心性善恶。事实上，他在论载亚拉图斯、希罗尼穆斯、希洛王、腓力二世、汉尼拔、西庇阿、斐洛波门、阿迦托克勒斯、狄奥尼修斯、哈米尔卡、托勒密等“大人物”史事中，竭力强调道德评判：“或难寻觅恰当语词形容他们的勇敢、勤勉与全部美德”，或盛赞英雄主义的功败垂成而谴责卑劣可耻的苟安偷生。具体说来，
    我们确实应当引领读者关注这类人物的丰功伟绩，有所触及命运的兴衰荣辱与人事的变幻无常，通常在如实直书之上附加启迪性的教谕（70）。
    材料表明，波氏关注史上大人物作为，其深层体现是彰显史学“惩恶扬善”的道德目的：即从前代人的成功或失败中，探究关于国家、个人值得褒扬或指摘的“正确判断”。倘如是，或可认为《历史》因果解释奉行了并行不悖的双重进路：鉴于政体说、心性论不足受用而引入命运元素，隐含的主线则是道德意趣并大大增进了其史观的复杂性。
    随着《历史》叙事的深入展开，波利比乌斯越发着意于此乃至滋生所谓“道德史观”。而晚年目睹罗马统治危机渐趋暴露，特别是恰逢揭开共和后期大规模社会斗争序幕的两大标志性事件--西西里奴隶起义与格拉古兄弟改革（71），更进一步强力凸显了这一点。在波氏看来，
    道德沦丧而玩物丧志……显然是共和国堕落的表征。首先是因他们认为马其顿败落后其世界统治无可置疑，其次是马其顿财富输往罗马后国家与个人拥有大量资财（72）。
    显然波氏意识到危机本质乃是道德危机，并尝试探究了两大相关论题：一方面就其直接表征及深重影响而言，公民阶层普遍腐化堕落并引发了国内激烈的社会斗争，对外政策日益显露霸权本质并引发了被征服者的强烈反抗；另一方面就其根源而言，则是霸权地位确立后民族心性变得浮躁横暴，财富增进更为骄奢淫逸提供了直接的物质保障。推而广之，希罗多德论载希波战争期间的波斯帝国，特别是修昔底德笔下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帝国的兴衰沉浮，抑或是色诺芬《希腊史》论载伯战后斯巴达霸权与曼提尼亚战争后底比斯霸权，其间史观立意又何尝不是如此--道德严重腐蚀基础上的内忧外患预示着当事方终将走向毁灭！
    波利比乌斯叙事中史观领域的上述变化，集中表现在《历史》结构编排的显著变更。众所周知，波氏原定通过30卷本篇幅阐明“罗马因何崛起”。为探究罗马衰亡的深层机理，而后追叙公元前167年至公元前146年间历史。其间，对罗马政制的顶礼膜拜，逐渐让位于深沉痛彻的历史反思，特别是敏锐地注意到了罗马社会道德生活的急剧变化。事实上，他认为早在公元前200年代罗马统治集团上层的政治操守即已明显失范。突出体现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期间，罗马统帅弗拉米尼努斯的违规行径。波氏尝试发掘隐于其中的深厚历史内涵，并以此为例指出：
    若是论及先前时代，我将确信整体上所有罗马人中没有谁会如此行事；吾意是指他们海外扩张前的时代，期间他们恪守理论与实践（73）。
    倘如是，则如前所述，他进而将最终确立罗马地中海世界霸权地位的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视为其衰变的标志性历史起点。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波氏基于道德立场诠释罗马衰亡本身，同样也是其史观随着《历史》叙事展开而逐渐由浅入深的必然产物（74）。突出体现在如第6卷“关于罗马共和国的论述”中，仅是通过杂糅“人性恶”与“政体循环”等在理论层面推断公元前146年后共和国的衰微。而待到罗马统治大厦真正殒命，则迫使波氏必须另寻其他更为紧要的因果关联以期直面现实。倘如是，则似乎可以说，《历史》后10卷虽为补充且容量不大，但对深入理解波氏史观演进却至关重要--何况，皆是其亲身参与或耳闻目睹的历史内容。
    在上述意义上，波氏史观深处滋生了浓烈的消极宿命意识。究其原因主要为两点，一是政治伦理视角下的人性缺陷，使得历史发展的道德基石无以为继，二是罗马事业竟难永葆青春直接孕育并强化了论史的命定色彩（75）。兹摘《历史》卷1、29、38中三则相关论断，以资说明：
    若将罗马统治与过去曾构成史家首要主题的著名帝国展开比较，我所论时代的壮观场景是怎样的激动人心与庄重恢弘……波斯人拥有广袤统治……拉凯戴蒙人长期角逐希腊霸权……马其顿人欧罗巴统治扩展……但罗马人拥有一个较之先前无限庞大，将来也无可匹敌的帝国（76）。
    无需观照经年抑或数代，仅晚近50年即可领略命运的残酷。试问有谁能意识到……我们时代波斯人的名号将会彻底溃灭--他们曾是几乎整个世界的主宰，而先前鲜为人知的马其顿人现为主人？但命运从不始终如一，总是通过意外战胜谋算；通过挫败人意展现权能，如今也将通过奉赠马其顿人全部波斯财富……不过将之寄存其手，直到她决计翻云覆雨（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