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早期希腊史家普遍关注值得记忆的重大事迹。在气势恢宏的战争史叙事中，一方面为强调城邦体制下公民集体的智慧与力量，他们的叙事主角多为“希腊人和异邦人”组成的“人类”等宽泛而抽象的概念。另一方面因质疑人性而竭力反对突出个人，即若将国家事务委托个人，“不久就会引起城邦的毁灭”。而为数不多的相关载录也多为负面性质且很少展开，如修昔底德评判希波战争期间希腊联军司令波桑尼阿斯“开始暴露他妄自尊大的本性”，等等。是故，他们真正着意的是“人民的心理状态”等群体性情绪。典型实例是修氏通过“一般人性”意义上“城邦的性格”解读伯战结局，“正如其他许多次一样，斯巴达人证明是雅典人最有益的敌人，因为两个民族性格的大不相同”（30）。早期史家借此表达城邦体制下希腊世界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诉求。倘如是，断言“集体的作用在西方史学中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且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罗马史学的滥觞（31），似乎过于草率而有失偏颇。
    较之早期史家，波利比乌斯相关主张理论性更强。突出体现在，《历史》以“普遍人性”及其对应动机为基质阐发政体、历史运演机理。如下两则论断，或能作为典型实例说明问题：
    雅典多少仿若一艘没有指挥员的大船……恐惧于惊涛骇浪或强劲风暴，促使水手们小心谨慎并听从船长指令……而一旦他们自信膨胀……互相争执不休……其间凡事皆由一伙暴民肆无忌惮的冲动所掌控，他们在……暴力、激情氛围中教养而成（32）。
    全部现存之物皆将趋于颓败，衰变乃是不争事实；因为大自然进程足以将此判罚加诸我们。经由两种途径任何国族归于式微，即分别为外部与自身流变……但当国族饱经磨难而终臻独大，显见在既有繁盛长久侵润下，生活将会变得奢华，公民竞争职位及其他物事则会更为狂暴。随着病灶逐日增进，恶化源出贪恋职权和寡廉鲜耻……将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倘如是，国族非是变成最美善的称谓即自由民主，而是沦为最恶劣的秉性即暴民政治（33）。
    鉴于修昔底德撰史旨在抨击伯战中暴露的雅典政治的种种劣质，第一段材料所论在其笔下并不鲜见。但因多为现象罗列，其理论意识当是弱于波氏。更重要的是，波氏要以雅典等希腊诸邦政体变动为例推演人类历史规律：前述所谓“自然原因”即指国族兴亡直接取决于政体循环，隐于其后的深层动因则是“人性恶”。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心性说具有一定的概括深度。当然可以想见，波氏主张应有亚里士多德等人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贡献而非单纯的史学传统（34）。
    不仅是政体优劣论视域下的国族兴亡，就具体事务得失成败而言，波利比乌斯表面上也袭取了前人的惯常理路和解释框架，即强调人性情态通过特定动机化为具体行动。最典型的实例显然是罗马人取得西地中海霸权后何以加紧对外扩张而觊觎整个世界：
    先前世界的事件可谓分散孤立，既然它们是由各行其是的动机、结果或地区连结而成（35）。
    既然举足轻重源出细微，事件初始动机才是解题关键（36）。
    鉴于此，波氏高度关注并尝试在理论层面探究诸如“动机意向”等“更具价值”的历史信息。有关亚历山大东征等战事与布匿战争爆发原因的比较性论断，或许足以说明问题：
    部分史家期待指明引致前述罗马与迦太基战争的原因，断言首因是迦太基人围攻撒根图姆……我当同意它们是战事开端，但绝不认可其为原因，除非我们声言亚历山大越抵亚洲为其攻侵波斯的原因……此乃难辨肇始与原因或意图实质性区别人士的一面之词，原因或意图至关重要，肇始随即展开。物事起始是指我们尝试将既定计划转为行动，目标动机在判断与意见中首当其冲，即经所涉意图、心理、逻辑等而获致决议和规划……腓力王心领神会于以上两种史实……关注战争预示的无上荣耀……是故我们须将前述原初事项视作征波原因，次为背景，亚历山大兵临亚洲则为战事开端（37）。
    书归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我们务必要将汉尼拔生父巴卡斯·哈米尔卡的愤懑视作它的首要动因。夺取西西里的战争使之心绪难平（38）。
    上述材料至少表明两点：一是通过界定历史活动中“肇始与原因或意图”的内涵及作用，波氏的理论认知显然技高一筹；二是在承袭早期史家探究抽象心性的同时，他也开始关注重大史事中的“大人物”，甚或明确将个人意图视作直接动因。即一方面强调人类社会历史变化是诸多元素综合作用的必然产物，突出体现在如罗马成功扩张；另一方面细节性论述特定具体事务过程中却又往往以当事人为中心展开叙事。而且我们注意到波氏论述克列奥门尼、叙利亚等其他重大战事，同样津津乐道于当事方具体性情。典型实例是通过大量剖析个人心性，强调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源于公元前188年后马其顿王腓力五世执意图谋复仇雪耻等。鉴于这从侧面折射了古希腊史观领域更深层次的流变动向，我们有必要略加展开说明。
    考虑到古希腊社会政治环境的历史剧变--公民政治理想破灭且君主专制统治大行其道背景下少数军政强人的现实影响日益凸现，波利比乌斯史学在承袭政治军事史叙事主题的基础上，通过提升、彰显重大史事中的主要人物而兼有浓厚的“人物史”意向。突出表现在，《历史》标题表明许多卷章细节论载具体事务往往是以“大人物”为中心展开叙事。典型实例如以希腊化王国首脑为中心论载第124届奥林匹克纪年期间东地中海事务，并将其驾崩视作全书“前言”与正文区分的标志性事件；以斯巴达王克列奥门尼为中心论载“当时马其顿和希腊事务情况”，“腓力王与希腊主要领导人自此停战求和”则引致“希腊、意大利与非洲事务首度生发关联”，卷5通篇关注希腊化王国内忧外患情势下当权者处置失当及其分崩离析，主角是腓力五世、安条克三世与托勒密四世等人；“希洛凭赖个人能力辖制并统一了叙拉古”，以叙拉古僭主希罗尼穆斯为中心论载西西里事务，包括希洛、盖洛等其他大人物；以腓力五世与汉尼拔订约为中心论载当时希腊事务，以腓力五世为中心论载梅塞尼事务；以安条克和“阿迦托克勒斯的抱负与命运”为中心分别论载亚洲、埃及事务，等等（39）。
    波利比乌斯史学“人物史”意向的深层体现是以个性为中心论载人物。典型实例如“鉴于其心性品质的独特性”，当以亚拉图斯为中心透视阿卡亚联盟兴亡史；卷9以汉尼拔为中心论载意大利事务，首先声言“事情进展吁求我们关注汉尼拔的心性”；卷10以西庇阿为中心论载西班牙事务，首先声言“我认为须要先向读者阐明其性格、禀赋”；卷10以阿卡亚联盟领袖斐洛波门为中心论载希腊事务，首先声言“现在责无旁贷要为之做同样的事情，正如在其他卓越人士个案中我曾尝试概略他们的修习与性格”；卷11同样主要是以大人物命名史事，且以之心性为中心展开叙事；卷15以塞琉古王安条克为中心论载亚洲事务，首先指明当事人心性，等等。对波氏来说，鉴于“大人物”的历史作用越发凸显，史家理当着意于剖析其心绪并由此深入理解事件本身--“我的分内工作”。尽管同时也关涉某一民族或阶层的心性动机，如埃托利亚人、阿卡狄亚人、罗德斯人、特别是连篇累牍于元老院与罗马人、迦太基人等。此外，《历史》中其他的相关论断则值得进一步关注。兹摘两例，以资说明：
    有人说人性通过境遇得以彰显，或是当权而暴露、掩饰，或是通过挫折。但我对此难以苟同。我以为并非仅仅某些而是多数情形下人们言行举止与其真实念想南辕北辙（40）。
    反观许多先前的实例，将展现于此。如西西里僭主阿迦托克勒斯……又如斯巴达王克列奥门尼……现在我们无法假定性格迥异地存于同一类型。事实毋宁是有些王者随环境改变心性并总向他人呈现与其本质相左的性格……不仅涉及将军、君王也还关乎城邦。在雅典我们至少发现亚里斯提德与伯利克里统治时代，国家很少引发暴行……但克里昂、查尔斯统治时代截然相反；拉凯戴蒙人称霸希腊时克列奥姆波洛图斯王所为皆在睦邻友好氛围中展开，但阿格西劳斯王却全然相反；故此，城邦性格随当权者性格而改变。腓力亦然……（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