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专制主义”：历史现象和分类标签
    在近代民主运动史上，欧洲，以及亚洲，如中国、日本等，改革派激烈抨击“专制”及其造成的“恐怖”、“奴性”。但与此同时，一百年来中国学者仍有大量历史论著，很中性地使用着“专制”一词。诸如说乌鲁克城邦的吉尔伽美什“还是一个首领，而不是一个专制君主”，说萨尔贡创立的阿卡德王朝开始“向君主专制过渡”，说赫梯君主已是“专制国王”了，说希腊僭主是一种“个人专制独裁统治”，说公元七八世纪傣族社会出现了专制君主“召片领”，说唐代的渤海国已是一个“君主专制政体”了，说10世纪中期的高丽王朝“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诸如此类的论述，都是正常的史学讨论，而非谴责指斥。学者还有“无论是迟是早，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经历了专制王权这个阶段之后，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门”之类阐述，并不只把“专制”看成罪恶的，反而视作近代化的一级阶梯。在这些中性的历史研究中，说法老专制，不等于贬低埃及文明；说波斯皇帝专制，不等于贬低波斯文明；说哈里发专制，不等于贬低阿拉伯文明；说拜占庭皇帝专制，不等于贬低拜占庭文明；说沙皇专制，不等于贬低俄罗斯文明。对于秦始皇，历史学者颇有赞辞，如：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新的上层建筑的”(32)；“秦王政创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树立了绝对皇权，巩固了统一。秦王政的这些活动，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33)；“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结束，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汉族统一国家开始了。这是古代历史上特出的伟大事件”(34)。与“暴君”、“暴政”之辞不同，“专制”是被历史地看待的。它曾在人类史上广泛存在，东西方都有过，这种政体是否正当合理，因时而异。两千年前创立专制是“进步”的，两千年后推翻专制也是“进步”的。
    民主思想家的谴责，给人以“专制”与“自由”截然对立、永不相容的观感，历史学者却要把更多事象纳入视野。跟现代民主制比，确实如此；但跟其他传统政权、跟原生社会相比，问题就复杂多了。大型专制政权，通常都以发达的官僚组织为条件；而大型官僚组织的衍生，又要以较大程度的社会分化和“自由流动资源”(free-floating resources)为条件。社会分化把人们从先赋的、亲缘的、地域的和身份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由此出现了经济、文化和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这是官僚集权体制的社会基础(35)。从历史上看，大型集权专制政权，多半都出现在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文明，出现于更复杂、更流动的社会，在其之中，民众得以超越了凝固简单的传统秩序，而拥有了原生性社会不曾有过的诸多自由，其生活也更为丰富多彩，尽管集权政府在努力把生活纳入行政控制。“自由”总要先滋生出来，才能谈压制。很难说，汉唐农民比生活单调的周代井田农民更不自由，或者比欧洲贵族领地上的农奴更不自由。秦汉以后的小农，在地域迁徙、选择职业、支配私产、接受教育和担任公职等方面的自由，比起西周春秋以上，肯定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研究显示，帝制中国的经济生活，甚至妇女的实际生活，未必比欧洲中世纪的农奴更差，有时更好。倒不是说经济文化繁荣与生活多样化是专制带来的，只是说大型集权体制要以经济文化发展、以社会复杂化、流动化为条件，专制与自由在特定意义上也是伴生现象。
    伦斯基提出：“官僚政治与贵族政治的比重无疑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对于统治者和执政阶级以及接近执政阶级的人来说这具有明显的意义，但对于普通老百姓、农民、手工业者、贱民、被遗弃者们的生活是不是有大的影响不得而知。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更加细致和更加系统的研究。”(36)伦斯基视君主、中间阶层和民众为三方，由此观察权力集中化对三方的不同影响。这个思路很有价值。专制的典型形态是君主与官僚的结合，而不是与贵族的结合；贵族制充分发展，就可能走向“封建”，“封建”是一种分权体制，其下存在着众多的自主单元。当政体在其间发生变动时，权贵精英的权势、身份和财富所受冲击最大，下层平民就不一定了。
    所谓专制的“恐怖”，首当其冲的是权贵精英，孟德斯鸠已注意到这一点了：“专制国家的大人物们的地位极不稳定；而君主政体的性质却使君主国家的大人物们的地位稳固安全。”(37)托克维尔说得更为明白：“罗马皇帝可以滥用权力，蛮横地夺去一个公民的财产或生命”，然而“他的暴政对某些人来说是沉重的压迫，但并未扩及大多数人。暴政只以几个重大的人物为对象，并不施于其他人。暴政是残酷的，但是有一定的范围”(38)。周秦汉间，封建体制向帝制转型，这时候“大人物”的沉沦，令贾谊感慨不已：“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改容而礼也……今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一份考古研究显示，战国君权与贵族的此消彼长，在墓葬、都邑、人殉的等级规模上反映出来了：在贵族势力较大的东方列国，君主、卿大夫、士的级差比较均衡；而在秦国，无论墓葬、都邑、人殉，都是秦王一家独大，从而生动展示了卿大夫这个中间阶层的萎缩(39)。是否可以这么看呢：专制君主的巨大财富，主要是从“大人物”而不是小农那里分割来的。
    专制皇帝的威严让臣民“恐怖”，但封建主对其臣民奴仆，未必就是友好宽厚的。专制暴君往往横征暴敛，但很难说封建主在一己领地上，就不会横征暴敛。鲁国的季孙氏“富于周公”，家臣冉求“为之聚敛而附益之”，遭孔子谴责。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这样的皇帝：很恶劣地对待其大臣，加给民众的赋役却不沉重。“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情况也有，“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的情况也有。章太炎就认为：“人主独贵者，其政平。不独贵，则阶级起。……夫贵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40)因为专制的受害者首先是权贵精英，所以专制的抵制者或挑战者首先也是他们，传统精英如旧贵族、宗教领袖等等，新兴精英如工商阶层、知识阶层，等等。在民主化中获益最大的精英，反抗专制最早最力。尽管小农最终也将从中获益，但因其生计与组织性等原因，他们在政治上相对消极。小农与专制的关系是复杂的。在马克思看来，小农甚至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条件，所谓“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41)。
    当然不是说，“大人物”的荣誉、财产与生命就可以任意践踏。对任何人的不公平都是不公平。我们确信，“民主化”提供了一种更文明的、使所有人免于“恐怖”的政治竞争形式，不但民权得以伸张，“大人物”也将从中受惠。这里只想说明，“专制”也是一个中性概念，对专制与自由的关系，还可以从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上来认识；对专制与“恐怖”的关系，还可以把不同阶层分开来观察。
    专制出现是社会之自然适应的结果，公众是否接受这种政体，因时代而定。比如包办婚姻在历史上有其合理性，在现代就让位于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了。在时代转折中，包办婚姻一度被谴责，但这不意味着传统家庭生活全都是悲剧、噩梦。人类史上存在过奴隶制，今人也谴责奴隶制，但学者不必因为谴责的存在，就抛弃“奴隶制”概念。林达先生说得很好：“专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耻大辱，因为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专制。它像奴隶制一样，只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只是，在现代文明已经非常深入人心的今天，作为一个大国，断然拒绝走出专制，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耻辱。”(42)人类历史其实是很苍凉的，有那么几千年，出现过奴役，出现过屠杀，出现过征服，出现过剥夺压榨，也出现过“专制”。我们全力追求一种更文明的政体，同时不妨直面历史。
    如果承认“中国专制主义”的话，还能带来这样一个学术便利：有利于对当代中国的若干重大政治现象提供解释。清王朝瓦解仅40年，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体制即得重建。毛泽东掌握了巨大的个人权力，甚至出现了个人崇拜与“文革”悲剧。这仅仅是外源因素造成的吗？1981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43)邓小平也认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官僚主义、家长制、君臣关系等现象，也都与之有关(44)。反思“文革”时人们没太费力，就看到了两千年政治传统的长期影响，它似乎就矗立在那里，触目即见。中国共产党业已坦率承认了“专制遗毒”的存在，学者何必讳而不言呢！如果把帝制中国视为“专制主义”的，那么对领袖专权、个人崇拜、权力集中等现象的来源，以及政治民主化依然面临的重重困难，就可以提供一种顺理成章的学术解释了。反之，如果说帝制中国并非“专制”，甚至如钱穆所说是“民主”、是“宪政”，那么对那些现象就得另觅来源了，比如统统归之为外来因素。然而我很怀疑那种解释的充分性。
    近代改革者呼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他们是否为了建立共和，就夸大了帝制的弊端，甚至给皇帝误戴了一顶“专制”大帽子呢？今人有可能更为客观中立了，但那一代人仍有一个重大学术优势：他们曾真正生活在帝制之下，亲历身受，有切肤会心之感。这样一点，又是今人所不及的。你说皇帝不专制，你见过皇帝么？今人对皇帝的认识，是书本里得来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皇帝威严之下是什么感觉，三拜九叩是什么滋味，严复、梁启超们比我们清楚。而且他们曾亲历欧美，各国政体的巨大差异，给了他们强烈感受。民国几十年中，仍有不计其数的前清亲历者活在世上，他们对“中国专制”几无异词。今人可能比前人更客观，但也不能太自信了。比方说，告别“文革”才三十多年，亲历者的看法与青少年的看法，就大相径庭了，后者的若干“红色想象”，浪漫得让人感叹世事沧桑。今人未必就不受情感、时政左右了。因文化情感或政治需求，反过来一味赞美传统政制，其可能性也是有的。
    然而，一百年来对“专制”的大量谴责，毕竟要影响到这个概念的运用。“专制可以历史地看待”一点，只是可能性之一，不是全部。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专制主义”概念仍然要面对各种政治纠葛。在帝制时代主张君主独裁，本是“天经地义”的，但随着民主化浪潮兴起，情况就不同了。在当今世界，“民主”看上去已取得了明显优势。反对民主者间或有之，但极少有人公然主张专制。“专制”成了一个被谴责的东西。这样一来，学术概念同政治概念搅在一起了。也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类术语一样，虽然二者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两个概念在学术上是有用的，然而它们又经常被“政治化”了。对很多人来说，“专制”就是一个贬义词。带着“温情与敬意”捧读国史，冷不丁冒出来“专制”一词，会让读者刺眼伤心，“不忍”之感会油然而生。进而面对西方人的历史优越感，这“不忍”还会变成不快。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国人的历史文化自信心随之大增，人们质疑西方人的历史优越感，也开始质疑那顶给两千年扣上的“专制”帽子。
    一个概念如果陷入了“政治化”，那么在实践中它确实会遇到障碍。同时，权力高度集中的那种君主制，又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又一个选择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了，就是变换“能指”，更换“标签”。这样的事情，在社会生活中其实经常出现。比如说，指称特殊群体或弱势群体的某些称谓，经常成为敏感词，随后出现替代词。前文已经指出，这里存在着若干选项，例如：根本否定“专制”之为一种政体；或不否认专制政体，只否认“中国专制”。后一做法又包括两种选择，或否认中国皇帝的“绝对权力”，或承认中国皇权是一种集中化权力，但另觅一个更中性的提法。最后一种选择，就等于是“换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