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传统的深刻影响下，士大夫强调的是中原汉族的正统主流文化，在他们心目中，中原以外地区的“奇风异俗”，由于与儒家道德规范与社会理想迥异，故属于“陋俗蛮风”。他们也都有强烈的“以夏变夷”的使命感。古代对岭南地区了解不深的士官，每以该地为落后蛮方、杂居之地，父子兄弟男女关系悖于儒家伦理；虽然已有汉化基础，仍狃于故习，尤以边区、乡野之地为甚，故须进一步教化。他们对岭南的印象成见，可见于以下所引的话语。在正史中这类说法比比皆是（注：有关古代史地著作对岭南社会风俗的记载，参见曾华满《唐代岭南发展的核心性》第一章第一节，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如《汉书·地理志下》说：“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注引臣瓒说：“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在中原士大夫看来，岭南乃汉夷杂处之地。魏晋南北朝时代，广州仍“俚獠猬杂”（注：《南齐书》卷14《州郡上》。）。至隋唐汉人仍视岭南为原始化外之地，称之为“蛮夷”。《隋书·地理志下》说：“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地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诸僚皆然。”及至宋代，史书仍说：“广南东、西路……大率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人病不呼医服药。”（注：《宋史》卷90《地理六》。）由于汉夷杂处，汉人渐习夷风，“广东之民，多用白巾，习夷风，有伤教化”（注：《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68。）。宋太宗曾命官员厉戒，俾遵条式，又下诏说：“其杀人祭鬼，病不求医，僧置妻孥，深宜化导，使之悛革。”（注：王稱：《东都事略》卷3《太宗皇帝》。）
    不过，岭南早已受中原文化影响似是不争之论。明嘉靖《广东通志·序》说，在秦汉之先，岭南已称为“海滨鄹鲁”。该志更指出明除元乱，“则行周公之法度，治世良规，复诵孔子节爱方言，而师法之。然则将欲正风俗，得贤才，俾民一变至道，诚无以易此矣。”（注：黄佐：《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一·风俗·广州府》，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年。）可见广东汉化已有一定的基础。
    岭南汉化与南下移民及唐宋被贬谪至该地的“罪官”息息相关（注：参见王承文《唐代的左降官与岭南文化》，载郑学檬、冷敏述编《唐代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南移的士大夫带来了中原文化，也以教化蛮荒为己任。嘉靖《潮州府志》就明言：“潮界八闽……专事巫觋。旧志称其自昌黎刺郡，以诗书礼乐为教，始知文学。”（注：郭春震：《潮州府志》，载饶宗颐编《潮州志汇编》，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176页。）又如琼台俗本无医，病求巫祝，杀牛祭鬼，至鬻子女为禳祷，经南下官员如王义芳、苏轼等引导，民渐浸化。故明唐胄在庠生协助下所编的正德《琼台志》记载：“琼僻居海屿，旧俗殊陋，唐宋以来，多贤放谪士族侨寓，风声气习后先濡染，不能无今古淳漓之别。”（注：唐胄：正德《琼台志》卷7《风俗》；又见明谊修、张岳松纂《琼州府志》卷29《官师志一·宦绩上·唐》；李光：《迁建儋州学记》，《琼州府志》卷38《艺文志二·记上》。）
    元时已称“今之交广，古之邹鲁”。及至明代，广东已是“衣冠礼乐，无异中州，声华日盛，民勤于食”。广州府尤为岭南的汉化核心区，在明代“百余年间，礼教渐摩，名德辈出，缙绅之家，以不学无礼为耻，以导欲海淫为戒。”（注：黄佐《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一·风俗·广州府》。）即使如此，地方文献仍流露出士大夫认为岭地仍有待进一步汉化的观感。他们化民成俗的使命感也弥漫于明代的志书中。毕竟广州府以外，仍有广大地区残留不少百越民风。令这些区域向广州看齐，是明代官绅地方教化政策的目标。下文以明代广东地方志书为主要材料，窥探编撰者所表达的士大夫岭南观。
    明代广东方志多非出于众人之手，而由一二士子撰成，寄托了作者经世致用的理想，不仅是社会经济史料，更是珍贵的思想史材料（注：刘志伟：《嘉靖〈增城县志〉评介》，《广东史志》1986年4期。此外，方志也是研究中国家族发展的重要材料，见陈其南《方志资料与中国宗族发展的研究》，载陈氏著《家族与社会：台湾和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一般而言，方志编者多指斥各地“尚巫信鬼”之习，也记录了“夷獠杂处”的境况。如湛若水弟子张文海编的嘉靖《增城县志》卷18《杂志·风俗类》记当地：“病尚巫鬼，死修佛事……贫民亲死则积薪而焚之。”嘉靖《德庆州志》之《提封志下·风俗》载：“寰宇记夷獠相杂……疾病事祈祷……夷獠杂居，素称难治。”杂居处“夷习”尤其顽固，如广东连山、阳山等地，“地接怀贺，居杂民夷……若乃高山有猺，深峒有獞，移徙不常，尤为梗化”。又如南雄府“俗杂夷夏”，“信觋巫，重淫祀……病不服药，止祭鬼求福，丧葬多用道僧，虽倾赀亦不惜”。至于肇庆、廉州、雷州府等边郡，更因与“猺獞交结”，乡间保存较多越俗，如“鸡卜”、信巫、“跳岭头”等，居所形貌，甚至有“与交阯诸夷同”者（注：以上均见《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一·风俗》。关于越文化中鸡卜等俗的分析，见Wolfram Eberhard,The Local Culture of Southand East China,trans,Alide Eberhard （Leiden:E.J.Brill,1968），第3章。）。
    至于唐时教化成效显著的潮州府，也有民风转趋鄙野之势，故《广东通志》慨叹：“邹鲁之风替焉。”“迩年以来，渐与广同近……信尚巫鬼，疾不迎医，死多火葬，异姓拜契，夫妇转相背弃，兹习俗之难变也。”（注：《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一·风俗》。）其实，南下的中原人士固然会令岭南风俗丕变，但他们亦无可避免地受到部分土著风习的影响，这正是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
    令士绅感到忧虑的是残留的蛮风对地方教化成效的影响。在他们眼中，岭南诸蛮的伦常道德观有与中原大异者，其中如“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注：《隋书》卷31《地理下》。）；“兄弟异财”（注：《太平寰宇记》卷161《岭南道五·高州·风俗》。）；“男女同川而浴；生首子食之，云宜弟；娶妻美让兄”（注：《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越人少恩，生男女，以货视之，自毁齿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注：柳宗元：《童区寄传》，见《全唐文》卷592。）；“岭南之俗，鬻子为业”（注：《新唐书》卷152《李绛传》。）；越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注：《新唐书》卷168《柳宗元传》。）。南方土著性道德也与中原有别，如按南仪州俗：“每月中旬，年少女儿盛服吹笙，相召明月下，以相调弄，号曰夜泊，以为娱。二更后，匹耦两两相携，随处相合，至晓则散。”（注：《太平寰宇记》卷163《岭南道七·南仪州·风俗》。）嘉靖《钦州志》记当地：“女子适人不二三日，即归母家，私通于人，比有孕育，夫家乃喜，迎归为归……似兹其舛，要皆夷狄之风，弗可律以人道也。”（注：林希元：嘉靖《钦州志》卷1《风俗》。）而廉州等地“妇女为市，男子坐家”之习，宋时已有记载（注：《太平寰宇记》卷159《岭南道三·循州·风俗》；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蛮俗门·十妻》。）。及至明时，地方志犹叹：“寰宇记则曰，妇女为市，男子坐家，虽其陋俗迄今稍变，然尉佗作令，龙川河源犹有摎氏之风焉，岂越之故俗犹未革欤。”（注：《广东通志》卷20《民物志一·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