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契丹人的贵族大会，研究者更多地注意的是它的选汗职能。姚从吾、傅乐焕、陈述等前辈在研究契丹汗位继承和辽帝捺钵活动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它，并将其称之为“选汗大会”和“大政会议”。姚文旨在分析“契丹君位继承问题”，对大会本身涉及不多；傅先生在研究辽帝捺钵活动时，指出冬、夏捺钵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与北、南臣僚议国事”，他将这项活动称为“大政会议”；陈先生则将“选汗大会”与“议政之会”并提，认为在出现阶级形成国家之后，“军国之事既多，又不能不于选汗大会之外，另有议政之会，这是一种发展分化，由一元而成两元，由简单而进入复杂的。”（注：参见姚从吾《契丹君位继承问题的分析》，见杨家骆《辽史汇编》，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版；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见《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其实，自部落联盟时期始，“选汗”和“议政”一直是贵族大会的两项基本职能。
    一、贵族大会的召集者与参加者
    契丹人在古八部时期，就有了选举联盟首领的贵族大会。（注：参见李桂芝《契丹古八部之我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虽然对其召集者、参加者和会议情况已难得其详，但各部落首领都是这种大会的当然成员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中外各民族部落联盟时期的通例。
    关于契丹人举行决策会议的记录，除赵志忠得自契丹人的传说时代不明外，最早者当推《隋书·契丹传》，它说：“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前此，契丹被北齐攻破，部众离散，隋初又相继迁回。各部间虽没有建立较为巩固的联盟，但当有重大战事时，仍采取联合行动。这时的契丹人，可能已建立了松散的、不固定的以军事征伐或军事防御为目的的军事联盟。当他们需要共同行动时，便召开诸部首领会议，“相与议之”。其召集者或是受到重大军事威胁向诸部求救的部落酋长，或是诸部中势力最大部落的最具号召力的首领。如为后者，他便极有可能成为未来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参加这类讨论和做出决定的人物，也应该是后来选举联盟首领的贵族大会的参加者。
    唐代，大贺氏联盟时期，也有“若有征伐，诸部皆须议合”（注：《旧唐书·契丹传》。），“凡调发攻战，则诸部毕会”（注：《新唐书·契丹传》。）的记载。所谓“议合”、“毕会”，当然不会是八部全体部众的“议”和“会”，只能是他们的首领参加的贵族会议。
    遥辇氏联盟时期，便有了虽简单但却明确的选汗大会及其参加者的记录。五代时期的契丹，“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注：《新五代史·四裔附录》。）这样的会议，无疑是专为选举联盟首领召开的，所谓“八部聚议”，当然也只能是八部首领的聚议。如果说前面的结论还只是推断的话，那么欧阳修关于耶律阿保机“以威制诸部”的记载就更明确、具体和生动了。遥辇氏联盟后期，契丹人的南下势头受到幽州刘仁恭的遏制，阿保机以其雄强取代遥辇氏成为部落联盟首领。他连任九年而不受代，引起诸部不满。为了长期把持联盟权力，阿保机以阴谋手段消灭对手，“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发，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注：《新五代史·四裔附录》。）关于这段记载，史学界很多人认为不可信。我认为，这段记载虽颇具戏剧性，但也未必完全是向壁虚构。以阿保机和述律氏的狡诈与阴险，此事未必无凭。这可能是对一次以武力威胁强行通过的选汗大会的描述。这里的“诸部”，就是“诸部大人”。阿保机遣使所召者和阴谋杀害者，都是“诸部大人”。由此可知，前面所说的“诸部”、“八部”，实际上都是指“诸部大人”和“八部大人”。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各部落的首领是贵族大会的当然成员。这一点，也早为史学界前辈所论述过（注：蔡美彪先生将这种贵族大会称为联盟议事会，并明确指出，“部落长都是行使选举权和罢免权的联盟议事会的成员”。参见《中国通史》第六册第三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在辽朝生活多年的宋人赵志忠得自契丹人的材料，更可证明此说不误。他说：“太祖生而智，八部落主爱其雄勇，遂退其旧主阿辇氏归本部，立太祖为王”，“凡立王，则众部酋长皆集会议，其有德行功业者立之。或灾害不生，群牧孳盛，人民安堵，则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诸酋长会众部别选一名为王；故王以蕃法，亦甘心退焉，不为众所害。”（注：赵志忠：《虏廷杂记》，见《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纪一》。）
    对契丹建国后贵族大会的召集者和参加者，最具体、最明确的记录是天赞三年六月的贵族大会。它以西征吐谷浑、党项、阻卜和东征渤海的军事行动为议题，召集者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本人，参加者为“皇后、太子、大元帅及宰相、诸部头”（注：参见《辽史·太祖纪下》。）。皇后、太子、大元帅为皇室重要成员，二宰相即南、北二府宰相，诸部头即契丹诸部落酋长--夷离堇。他们都是契丹社会上层决策人物，可能要提供兵源或直接率军出征。如当年西征时，太子耶律倍监国，大元帅耶律尧骨（德光）从行，南府宰相苏、南院夷离堇迭里略地西南，奚部长勃恩从征回鹘、党项、吐蕃、沙陀等；次年东征渤海，皇后、太子、大元帅、惕隐安端、前北府宰相阿古只、南府宰相苏、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南院夷离堇迭里和奚部长又皆从行。可见，贵族大会的参加者，同时也是大会决议的执行者。建国初期贵族大会的参加者确定无疑有皇室的重要成员、北南二府宰相和诸部落夷离堇。
    此次大会后不久，契丹贵族在皇后述律氏的主持下召开了又一次大会，议题是选举契丹最高统治者皇帝。天显元年（926年）七月，辽太祖死于扶余府，按照他的遗嘱，由皇后述律氏称制，“权决军国事”。次年八月葬太祖于祖陵，十一月，由监国皇后召集契丹贵族推选新皇帝。这次会议的参加者，笼统地讲，仍然是“诸酋长”、“群臣”；有名姓可知者除监国皇后述律月理朵外，尚有太子倍、大元帅德光和南院大王耶律迭里（注：这次大会的参加者，据《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后唐纪四》、《契丹国志》卷二《太宗纪》，有耶律德光、耶律突欲（耶律倍）和“诸酋长”；《辽史》卷七二《宗室·义宗倍传》也载有倍、德光与“群臣”；《辽史》卷七七《耶律安抟传》载南院大王耶律迭里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就皇帝人选发表了个人意见。）。所谓“群臣”，就是以迭里为代表的“诸酋长”，包括北、南二府宰相和诸部首领（注：《辽史·太宗纪上》载：天显元年十一月壬戌（十五日，927年12月11日），太宗即皇帝位；戊辰（二十一日，12月17日）还都；十二月辛巳（初四，12月30日），诸道将帅辞归镇。这是选汗大会活动的部分日程，其中的“诸道将帅”，显然就是参加选汗大会的诸部落首领。）。因此，可以说，述律皇后主持召集的这次推选太祖继承人的贵族大会，其参加者的范围，与由太祖召开的讨论军事征伐的贵族大会，原则上是一样的。
    太宗初年，几乎每年都有大政会议的记录，如天显五年二月“召群臣议军国事”、六年二月“召大臣议军国事”、七年七月“召群臣耆老议政”等（注：参见《辽史·太宗纪上》。）。这里，“群臣”、“大臣”等，与《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中的“诸酋长”、“诸大人”、“诸将”所指是一样的。后一次大政会议，在群臣之外又增加了德高望重的“耆老”。“耆老”参与议政，在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中都不乏其例。
    大同元年（947年），太宗死，世宗在军中即位，也是通过契丹贵族大会推举认可的。这次大会的召集者可能是永康王耶律阮，参加者是以北、南大王为代表的从太宗南征的军中诸贵族、将领，可知者有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国舅萧翰和宗室麻答等（注：北、南二大王是皇族中的重要成员，这次贵族大会的重要决策者，见《辽史》耶律吼、耶律洼二传；萧翰出身国舅，为太宗妻兄，世宗妹婿，灭晋后为宣武军节度使；麻答即《辽史》中的耶律拔里得，太祖侄，太宗堂弟，世宗堂叔。）。虽然与会者没有包括全体契丹贵族，但在特殊情况下，举非常之议，也可以由部分贵族参加的会议做出决定（注：由部分贵族参加会议做出重大决策的先例并非耶律阮首创，耶律阿保机为联盟首领时，为反击诸弟的夺权活动，于六年（912年）举行的“燔柴告天”仪式，也属此类。详见下文。）。
    通过对上述会议的考察，可以初步认定，建国前和建国初的契丹贵族大会，召集者为联盟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可汗-皇帝或监国执政的皇后、亲王等，参加者是皇族重要成员和诸部贵族、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