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辖底传》的记载分析，举行柴册礼的新可汗，有特定的冠服，需乘马而出，受群臣百官和部众礼拜，然后举行柴册仪。建国后，辽朝皇帝举行柴册礼的记录，据朱子方先生考察，自太宗至天祚，诸帝共举行了9次，其中太宗2次，世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各1次，天祚2次。早期的礼制记载缺如，大致应与《辖底传》所记略同。辽太宗即位四日后，方举行柴册礼，说明建国后皇帝即位和柴册礼的仪式已远比联盟时期隆重。辽道宗时礼仪更加完备。按《道宗本纪》，他举行柴册礼，是在即位的第四年（清宁四年，1058年），朱子方先生推断，道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萧耨斤仍在执掌朝政。她死于清宁三年十二月，“她死后，道宗亲政，如获再生，故称此礼为‘再生及柴册礼’”。宋人王易依其亲眼目睹的情况，对这次再生柴册礼做了详细的描述。但他所记，也只是“捉认天子”和柴册礼的内容，与推举和拥戴皇帝无关。王易记载：
    清宁四年戊戌岁十月二十三日，戎主一行起离靴甸，往西北约二百七十余里地名永兴甸，行柴册之礼。于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围内宿泊。二日，先于契丹官内拣选九人与戎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赐戎主所著衣服一套，令结束，九人假作戎主，不许别人觉知。于当夜子时，与戎主共十人，相离出小禁围，入大禁围内，分头各入一帐。每帐只有腊烛一条，椅子一只，并无一人。于三日辰时，每帐前有契丹大人一员，各自入帐列何骨臈（汉语，捉认天时也。按“时”当为“子”--引者注），若捉认得戎主者，宣赐牛、羊、驼、马各一千。当日宋国大王（戎主亲弟）于第八帐内捉认得戎主，番仪须得言道：“我不是的皇帝”，其宋国大王却言道：“你的是皇帝”，如此往来番语三遍，番主方始言是。便出帐来，著箱内番仪衣服毕，次第行礼。先望日四拜，次拜七祖殿、木叶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太后，次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属，次上柴笼受册，次入黑龙殿受贺。（注：（宋）王易《重编燕北录》，见《说郛》，商务印书馆本。）
    需要说明的是，《燕北录》和《道宗纪》记载的都是清宁四年辽道宗再生柴册礼的情况。而《礼志》所载，当是辽道宗即位时事。所以我认为辽道宗即位时照例举行过柴册礼，其具体情况，一如《礼志》所载；而即位数年后所行的再生柴册礼，意义更偏重于“再生”，并加进了“捉认天子”的程序，也可以说是对皇帝权力的再次确认。由此可见，辽道宗也举行过两次柴册礼。同时还应指出，据《资治通鉴》所载北魏孝武帝即位的情况考察，契丹人的“捉认天子”之俗，可能承自鲜卑。它说：“孝武帝即位于东郭之外，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高）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毕，入御太极殿，群臣朝贺。”（注：《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纪十一》。）
    从辽太宗被确立为第二任皇帝的过程和《辽史·礼志一·柴册仪》中记载的辽道宗即位时的柴册礼，我们推断贵族大会选出可汗-皇帝后，应举行柴册礼。而按照蒙古大汗即位仪式推断，皇帝即位后也应举行庆祝活动。大宴群臣、封赏等恩典，就军国大事、治国方针等颁布相应的法令条规等，也都应包括在贵族大会的程序和内容之中（注：《辽史·礼志一·柴册仪》关于辽道宗行柴册礼的活动中有“宴飨群臣，赐赉各有差”的记载，似可作为这一判断的依据。道宗清宁四年行柴册礼时，也曾“宴群臣于八方陂”；此外，《辽史》和辽代碑铭中也多有臣僚、宗室、国舅因柴册礼受封和加官的记载，为柴册礼与群臣饮宴和施恩的记录，也可作为推举大汗-皇帝的贵族大会及皇帝即位后大宴群臣、大施恩典的旁证。）。太宗即位4天后举行柴册礼，15天后，诸道将帅辞归镇，这期间，可能就安排了上述诸项活动内容。
    辽后期的柴册仪式，按《辽史·礼志》的记载：设柴册殿和坛，厚积薪。先行再生礼，然后“皇帝诣高阜地，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这时，皇帝遣使发布命令，已如前述。然后是拜先帝御容和宴飨。第二天，“皇帝出册殿，护卫太保扶翼升坛。奉七庙神主置龙文方茵。北、南府宰相率群臣圜立，各举毡边赞祝讫，枢密使奉玉宝、玉册入。有司读册讫，枢密使称尊号以进，群臣三呼‘万岁’，皆拜。宰相、北南院大王、诸部帅进赭、白羊各一群。皇帝更衣，拜诸帝御容。遂宴群臣，赐赉各有差。”（注：蒙古大汗即位时，由伯叔兄弟扶掖，与此“护卫太保扶掖升坛”大同小异。如窝阔台即位时，察合台拉着他的右手，拖雷拉着他的左手，叔父斡赤斤抱着他的腰，将他扶上合罕的大位。参见《史集》第二卷第二部分。）饮宴、封赏和对军国大事做出决定后，会议参加者们各依旨令回到本人的岗位上去，选汗大会的任务也就圆满完成了。
    （二）议政大会
    关于议政会议的记载，见于《辽史》者有太祖七年（913年）平定诸弟之乱后，阿保机于十一月“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注：《辽史·太祖纪上》。），这是阿保机为建立政权进行筹备工作的贵族会议。八年春正月，处理逆党，以“于越率懒（释鲁）之子化哥（滑哥）屡蓄奸谋，上每优容之，而反复不悛，召父老群臣正其罪，并其子戮之，分其财以给卫士”（注：《辽史·太祖纪上》。又《辽史·逆臣上·耶律滑哥》载：“六年，滑哥预诸弟之乱。事平，群臣议其罪，皆谓滑哥不可释，于是与其子痕只俱凌迟而死，敕军士恣取其财。”六年，是滑哥等对阿保机发动叛乱活动的时间；八年，是叛乱被平定的时间。二者所记为同一事件。为诸叛乱者定罪、处罚的会议在八年召开。）。这里的所谓“父老群臣”，也当是契丹贵族。因此，与此相关的记载也应看做是为惩罚犯罪的贵族成员而举行的贵族会议的记录。
    至此，耶律阿保机为建立政权所应处理的问题都已处理完毕，来自内部的称帝的障碍已完全扫除。
    九年正月，讨叛，平乌古。九月，以周德威纳辽叛将，“乃议南伐”（注：《辽史·太祖纪上》。）。虽然这次“议南伐”会议的规模有多大，参加者为何人，都没有记录，但它仍是一次决定军事活动的会议。这一年，军事征伐活动之外，阿保机东巡至鸭渌江，新罗、高丽和吴越王钱镠都曾有方物进献，又有“君基太一神数见”，天时、人事俱备，于是第二年阿保机便接受了群臣的劝进，正式建国、称帝、建元。